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一切思想都停留在八十年代了。袁中伟说的他比人们想象的要清醒，我想是不是应该特指他八十年代的那部分思想。而在那部分思想里，恐怕他越清晰，就越要下意识遮蔽呢。

我以为你的文本的意义，我的阅读超过了我的心理期待的部分，正在这里。你在一个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正是在读了你的作品后，我对李君旭有了某种"英雄"意义上的理解：失恋可以让人去杀人，也可以让人去自杀，为什么李君旭却在这样的关口写下了"总理遗言"呢，这还是有着他身上优秀素质的那部分的直接动因的。正是这种素质给"总理遗言"带来了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直到今天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的真实感，仅管它确实不是周总理写的。

以上我通过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解读了你笔下的主要人物。下面我想再谈一个我自以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审美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就这个素材而言，如果不是用纪实文学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方式，恐怕真的还会有人存疑其真实性的。

首先，你所记录的是准确的时代情绪，是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确就象正要喷发的火山一样，这样全民的情绪的一致，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李君旭的编造遗言，袁中伟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我是指的一种具有审美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怀。而且这也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大夫情怀，他直接接通的是马列主义。主义在此即被作为一种信仰，也被作为一种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泊来物。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三大来源，都是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而来。那么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涉及到基督教文明。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信仰中，道教是主张乐生的，养生，长寿，天人合一，肉体是第一位的，精神是可以配合肉体的。道教不主张为教义去牺牲。佛教以为此生是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意义在修往彼岸，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好好地为将来修行。中国历史上固然有着成仁取义的英雄，但从文化背景上说，并没有殉道传统。

而在基督教文明中，早期就出现为坚持教义而牺牲的象征，实际上耶酥就是上帝献给人类的牺牲。马克思主义并非基督教，但在为理想献身的热情上，我以为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借鉴关系的。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由于杜绝了一切封资修的教育，实际上一代青年人，反而接受的是比较单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这当中必定出现过严重的偏差，但青春总是诗，即使是信仰，也会在其中去发现美和享受美。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如果有条件多接触一些书籍，精神的触角一定会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引以为自己的精神营养。

我们很小就读马克思与女儿的对话，因此有了"怀疑一切"的离经叛道式的眼光；我有一个同学就甚至就直接取了马克思夫人的名字"燕妮"。我们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地上的讲话，我们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我们也想了解什么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还有考斯基，甚至巴枯宁。我上高中时就在老师辅导下半通不通读《哥达纳领批判》，而你也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你们偷来读的翻译名著，那些作品大多是欧洲名著，我们往往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它们放在一起，同时作为我们的文化大餐，而不管文化革命正是要革的这些东西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