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爸爸做了手擀面，爸爸给我煮了绿豆粥，我们慢慢地吃着，一边分析前因后果。爸爸问：“坐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说：“都是上帝。”爸爸说：“不要幻想每一位上帝都通情达理高素质，跟这些人讲话，得注意态度和措辞。”我辩解：“我没说什么过分的话，是那人实在太过分了。” 爸爸说：“所以你得站高一个台阶，用不着生气，不值。”我说：“爸，你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课还没够？”爸爸笑了笑：“行了，如今你参加工作了，是大人了，我说多了你就烦。但无论如何记着爸爸一句老话，为人处世，多设身处地替别人想想，这也是件武器，很有效，多试试就知道了。”

我抬起头，与爸爸相视而笑。

爷爷带着我，又一次拎着土特产出发了。

从“理解爷爷”的角度来讲，我知道我非常不孝。小时候我喜欢画画，在爸爸的支持下，特意跟一位老师学过两年。我最擅长用碳素铅笔临摹暖水瓶、茶壶盖和各种姿态的帅男靓女，爸爸夸我有天分，希望我将来成为画家，可我最终连最普通的美术学院都没考上。爷爷断定画画不务正业，强制送我自费学医，一心想让我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可我一看见白大褂就头晕脑胀，一看见又细又长的注射针头就双手哆嗦，浑身恐惧，宁死不愿进医院，结果也没当成医生。待业那阵我还曾幻想做时装设计师，看了几本时装画报后，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睁着两眼打时装腹稿，天一亮就将两块旧纱巾拼在一块，裁剪后踩着缝纫机做了一个无袖小衫，还在下摆处坠了一圈从窗帘上拆下来的流苏，然后得意洋洋穿出去晃悠，结果被爷爷看见，劈头盖脸好一通臭骂，勒令我赶快将这伤风败俗的破烂脱掉。我的信心大受打击，时装设计师的梦就这样夭折。我也曾在人才交流中心东张西望，千百度苦苦寻觅，但学历证书确实拿不出手，尤其那个愚蠢的专业，让我四处碰壁，灰心丧气。我甚至跑去过劳动力市场，可那里并不需要我这种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货色。爷爷为了让我这个“废物”有一个安稳的未来，不得不放下脸面低三下四去求他的老战友。而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接受“命运”的安排。

航站站长夏志伟再次给我开了后门。

夏志伟的父亲夏根生当年和我的爷爷在国民党的部队上当卫生员，一起抬过三年死人。三年后爷爷因为医术精湛，从卫生队脱颖而出，成为正式编制的国民党军医。有一年夏天，夏根生和一批卫生员相继感染了一种怪病，被正在行军的部队视为累赘，打算秘密把他们埋掉。爷爷获知消息后，感念和夏根生一起抬死人的情义和同乡情谊，偷偷从病号房里将奄奄一息的夏根生扛了出来，扛了十多里，藏到一个远离部队的山洞里，悄悄给他治病。后来部队发现我爷爷偷了国民党的进口药品，派人要杀掉爷爷，爷爷索性隐姓埋名，带着夏根生逃到南京去了。当年与夏根生一起感染怪病的队友，没有病死的，也全给埋掉了。爷爷用一些奇怪的土方子，自己采药熬成药丸，让夏根生连续服用半年，竟一天天好了起来，最终竟然痊愈。后来战乱中，两个人又走散了。从那时起，夏根生对爷爷念念不忘，想方设法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终于在十多年后恢复联系，那时两个人都已回到老家。夏根生在玉阳城，爷爷在天镜县，两个人从此通信不断，交往至深。爷爷行医为生，医术精湛且一生耿直为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能自己捱过去的，绝不会轻易开口求人。几年前夏根生去世，死前叮嘱儿子夏志伟：我一生没有负过任何人，惟有对颜振田（我爷爷），我欠了人家一条命，这个情儿，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了。

如今为了我的工作大计，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孙女能有个安稳的未来，万不得已，爷爷抹下老脸，向夏志伟开了口。夏志秉承了他父亲某种性格，对爷爷相当尊重和客气，起码在这件事很是仗义，当初爷爷只往他那里跑了一趟，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他运作一番，就把一个就业指标弄出来。

夏志伟认为，以我的性格不适合做与旅客周旋的工作，恰逢机场安检科一名工作人员换了个岗位，腾出一个空缺，他便见缝插针把我塞了进去。

我在安检科上班，却不是安全检查员。我是卖票员，但不卖飞机票。我卖的是机场建设费。那份工作异常简单，因为简单而呆板、机械。我每天坐在透明玻璃和蓝色木柜组成的柜台里，仰着一张小脸，向乘坐飞机的客人出售票据。

爷爷告诫我：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干不好，就不用进家门，滚出去另谋生路，饿死了没人同情。我也知道，如果我另谋出路，夏志伟求之不得。因为我这种纯粹的人情包袱，是夏志伟最头痛的对象。要不然把这个名额省出来，起码可以解决一名职工子弟。不过像我这种既无特长又没出息的女孩子，上哪儿另谋出路？爷爷说：你爸在教育战线奋战了一辈子，熬过一次次职称考试熬成了中教高级，月工资也就二百多元，你什么都不是，到机场这么好的单位，试用期就一百一十块，试用一满就翻番，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是啊，我是个让家人一度失望的孩子，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工作机会，还有什么理由让家人继续失望？所以只有好好干，把工作做好，把自己养好。我的目标很明确：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场工作人员。像那些服务明星一样，照片被放大了贴在光荣栏里，同事们每天从照片前经过，那会是什么滋味呢？至少，我爷爷会很欣慰。

所以在工作时间内，我的小脸上总是微笑弥漫。我想，尽力让每一位从柜台前经过的“上帝”都能如沐春风，感受到舒适和温馨。

每天我穿着板正的藏蓝色制服，端坐在候机大楼的柜台里，递票，收钱，唯一的技术活儿就是把可疑的钞票放在验钞灯下照一下。那时我们没有验钞机，小机场，航班不多，但每天也有万多元的流水，想不通财务为什么不肯配置一台验钞机来。想必像手电筒一样的验钞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要实惠得多吧。每次航班结束，我都要和我的搭档史青仔细对账，与安检人员核对航班人次，当天共接了几次航班，应卖出多少张票，我天生是一块算小账的材料，成千上万的现金从手里经过，账目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如果发现有人没有购买建设费而过了安检，又没收到安检入口检票员的相关证明，我会千方百计查找原因，并在当天日志上认真记录。如果是晚上的航班，财务已经下班，我按规定把现金放进安检科办公室的保险柜，小心地加密锁好，从来不敢违犯制度把钱带回宿舍。没多久，我的敬业便在部门里出了名，安检科长刘传奇还在会上表扬我。

说实话，对于这份工作，我内心里并不十分喜爱，它与理想相距太远。可也不算十分讨厌，毕竟每天与金钱打交道，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从手指下流来流去，也算得上一件愉快的事。

那个春天，我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眼睛黑漆漆的，不上班的傍晚，我喜欢穿一件浅紫色毛线衫，深紫色棉布长裙，脚踏白色的平跟鞋，腕上的景泰蓝细镯子叮叮当当响着，肩上乌黑的长发飘飘扬扬，踏着音乐一样的节奏在机场的小路上走来走去。有时候我觉得心情随时都要飞扬，可飞来飞去怎么也飞不到蓝天上去。那时的我，就那样简单地生活着，老实地工作着，天真地快乐着，又总是隐隐期待着什么，渴望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