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莹笑了笑：“他是你男朋友吗？既然不是，脚踏两只船就不算什么，毕竟刚认识不久，还没确定关系，彼此都可以进行别的选择。打个电话给他吧，也许他正在等你电话呢。”

我说：“他不理我，我才不主动找他。”

丽莹说：“别把关系弄得这么僵，打个电话不会掉你的价。你先为上次的生硬态度道个歉，然后反攻为守，告诉他，他让你伤心了，如果他真的喜欢你，他一定会不等你问就主动把事情解释清楚，这样一来你就由被动变主动了。”

我说：“我就是那次电话里态度生硬了一点，但我没有什么错，干吗要道歉？”

戴丽莹说，“你不是喜欢他吗？这是战略。你别这么犟，道个歉不会少你什么，听我的没错。”

离开餐馆时，丽莹把没吃完的辣子鸡丁打包带走，说明天用电炉加热一下又是一顿饭呢。这夜我和丽莹头挨着头挤在她宿舍的单人床上，另外两个室友都睡得很熟了，我依然睡不着。丽莹的传呼机响了。她拿在手里看了看，甜蜜地说：“是小吴，他在跟我说晚安。”

她的声音里是克制不住的幸福。我问她：“你爱小吴吗？”

丽莹说：“他很爱我，他爱我胜过爱一切。”

我又问她：“你爱他吗？”

丽莹说：“他对我好得没法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会一辈子对他好。”

我再问她：“你幸福吗？”

“幸福啊，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有他在身边，天天就像生活在蜜罐里。”丽莹把传呼机拿在手里把玩着说，“这就是小吴特意给我买的，中文机，可以留言，可以观看股票信息，每天有气象预报，两千多块呢。”

在当时，一部大哥大手机两三万，属于不折不扣的贵族消费，BP机则是白领阶层很时髦的通讯工具了。吴嘉利那个人我见过，脑袋圆圆的，身材胖胖的，猛一看上去像个痴呆儿童，但人家是土生土长的玉阳土著，家里做电缆生意，开了三家店，方方面面有不少关系，当初要不是他托人，戴丽莹想进大医院也难，没准现在还不知在哪个角落漂着呢。所以我相信她的幸福感是真实的。

我又问她：“在这医院里怎么样？”

丽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们那学历，能进这医院当医生，实在不容易。”

“工资涨了没？”

“还是一百零五元，有时候卖些药拿些外快，加起来统共也就一百二三十块。”

“准备就这么干下去？”

“慢慢熬吧，熬几年，有机会去出去进进修，努努力发表点论文什么的，评个职称，就可以出头了。”

“你还挺懂的。”

“带着硕士博士帽进医院的没几个，医院里那些主任、专家什么的，都是这么一步一步熬出来的。”

我又问：“以后医院给你们盖新宿舍吗？”

丽莹笑着说：“管它盖不盖呢，将就着住一阵，等结了婚搬出去，就脱离苦海了。”

我惊讶地问：“你都打算结婚了？”

她说：“不结婚谈恋爱干什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

我问：“什么时候？”

她说：“还没定，不过我和小吴都有这想法，小吴家房子都准备好了。”

戴丽莹在幸福感中沉沉地睡去了。我在漆黑的夜里睁着双眼，心里暗自做出决定，明天要做两件事：第一跟亦雯好好谈谈；第二跟齐奇打电话，开诚布公把事情说清楚。

9 伤害

我乘公交车回机场，一路上盘算着如何与亦雯坦诚谈心。然而待走近宿舍楼时，骤然看到一辆120急救车停在深秋凉风里，周围密密实实站了一圈人。我还看到机场公安局的几名警察忙着跑来跑去，其中还有史青的丈夫王指导员正拿着对讲机哇哩哇啦地指挥什么。我走上前去喊了一声王叔叔，问他出什么事了。

“有人喝药了。”王指导员应付一句又忙开了。我撇开人群，贴着墙壁往楼上走，只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抬着一个人匆匆下来，后面簇拥着几个人，都是楼上住的单身女孩子。我惊诧地望着这一切，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夏桑桑，忙拉住她询问。桑桑耸耸肩，脸上流露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的表情：“有人喝药了。”我头皮发麻：“喝什么药了？谁？”夏桑桑递我一个含着快感的眼神：“你的室友，安眠药。”

亦雯？我的脑袋顿时嗡嗡响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我看见宿舍门敞开着，大步冲进去，只见亦雯的床头桌上，立着一只褐色小瓶，瓶盖开着，瓶子里还有几粒白色小药片。我从里面倒出一粒，震惊无比地注视着它，脊背嗖嗖地发凉。

夏桑桑一步跨进来：“别紧张，真自杀的人不会选择这个时间，她死不了。”

我狠狠地盯了她一眼：“你怎能说出这种话？”

“说真话没人爱听，不说了，拜拜！”夏桑桑转身走了。

这天我坐在柜台里，心里像压了一块铅，从未有过的沉重。航班间歇，我在候机室的卫生间里洗手，看见两个穿着机场制服的中年妇女对着镜子一边补妆，一边谈论说：“现在这些女孩子，谈恋爱不要命，为争一个男的去自杀，真是疯了。”另一个说：“听说还是个飞行员，弄不好就是一流氓，专门玩弄爱慕虚荣的女孩子。”

我感到心脏像被针刺一般，一阵阵尖锐疼痛。我冲她们道：“你们了解情况吗？乱说什么？”一个女人从镜子里瞅了瞅我一眼，我回瞪她一眼，转身离开。只听那女人在背后嘀咕道：“这不是有病嘛？又没说她。”我站住了，一股怒火从心底从上蹿，我真想折回去把她痛骂一顿。可是，我忍住了，骂人的话我一句也说不出来，那边还有旅客在排队。我闷着头回到柜台里，郁闷地工作着。

史青忙里偷闲压低声音问我，哎，虹虹，你宿舍那小张跟那个飞行员到底咋回事？怎么喝药了？半天，我闷着头说，别问我，我不知道。史青说，你们住一起，平时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真不知道？我没好气地说，人家隐私我为什么会知道？

史青看了看我的脸，不再说话。

有个旅客回来，问我是不是少找了他的钱。少找了吗？怎么可能？我狐疑地望着他的脸。旅客说：“我刚才给你五十，建设费三十五，你应找我十五。瞧，我刚才想买瓶水，可包里一分钱零钱都没有，一定是你没找。”旅客把他的钱包打开给我看，大声地嚷起来。

值一号班的站长夏志伟此时正在候机楼巡逻，闻声走过来，询问怎么回事。我有些慌。旅客大声说：“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怎么能少找我钱！”夏站长质疑的目光盯向我。我慌忙拉开抽屉，拿出计算器，对着票号按了一番，又开始手忙脚乱地清查抽屉里所有的钱，进行核对。

站长又瞟了我一眼，拎着对讲机转身走了。他的目光很严厉，那一眼像耳光一样重重抽在我脸上，让我不寒而栗。查完了，果然是我出了错，少找了旅客十五元。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可是地上没有缝，我根本无处可逃。史青在旁边瞟着我，我浑身哆嗦、手指发抖地把钱退还给怒发冲冠的旅客，红着脸道歉。旅客气冲冲地走了。

航班结束了。我坐在柜台里，心里像压了一座山，说不出的压抑，说不出的难受、委屈和痛苦。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份看上去简单的工作，来不得丝毫大意和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