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雯摇着把扇不出风的塑料扇子穿过她家的空调来到我家，伸着冰凉的胳膊指指中午十二点的太阳，“你们家空调制冷吗？你别一糊涂把暖风开了吧，怎么这么热啊？”她那只染了一个红趾甲的大脚豆儿还总一挑一挑的，看架势简直像个找茬儿打架的“耍儿”。我没理她，接着擦我的地。

她往桌子前一站，啪的一掌，“咱去北戴河乘凉吧，离得近，三个小时就回来了。”我翻翻眼皮，心想，能吃到活的螃蟹也不错。

在她话音落了的两天之后，我们就挤上了前去乘凉的大闷罐车。空调列车是挺高级的车，整个人进去就跟进了冰箱似的，别说汗，就连喘气都给你分解成雾了，最绝的是有的车窗还结了霜。赵文雯身上单薄的束胸衣明显丧失保暖功能，她把行李里的布片都掏出来围身上还一个劲儿地往我这儿挤，可我也没长御寒的毛，一边没完没了地打喷嚏揉鼻子，一边把窗帘往自己身上拽。车里人都在做着防寒准备，大茶缸子里装的都是冒着“烟儿”的热水。我穿过两个车厢终于找到一个列车员，问她能不能把空调开小点，人家压根不正眼看我：“不能！”多一句废话都没有。

车启动半小时后我就开始仰着脖子给自己灌感冒药了。好心的赵文雯拆了三个窗帘搭在我身上，这期间差点跟一个人发生口角，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知道她吃亏的几率很小，就带着一身鸡皮疙瘩睡着了。再睁眼的时候车已经到站，我们在美丽海滨城市的大街上站着，出租车热情地停下，大哥大姐把我们围住，“去哪呀”，“住咱家吧”。赵文雯看着我，我看着她，半天才缓过神儿问价钱，十五块钱的车程已经成了六十元，而且少一分钱都不拉。一赌气，我拉着她就往公共汽车站走，每个车门口都围了一堆人，表情姿势均做好了随时拼老命挤车的准备，我们在最外围哨着。车门还没开利索，已经有好几双手把它扒开了，挤在最前面的都是小伙子，他们用手或者包为后面的女伴占座，而那些生命力不旺盛的老人和抱孩子的妇女都从队伍里给挤了出来，我和赵文雯站在最后面感慨，差点儿没挤上去。

车到了终点，我们用鼻子搜索着海的方向，想在临海的地方找个住的地方。看上去人气冷清的大宾馆不接待我们这样的散客，好不容易找到个能落脚的地方，人家说：“标间，六百元一天。”我说，六百块钱能买个床垫儿了。服务员用眼角夹了我一下，轻蔑地说：“那你买去吧，还来咱这干啥。”然后扭着屁股，走了。

我们只好拎着行李像逃荒似的沿着大街走。赵文雯估计走不动了，叽叽歪歪地边走边用脚踢我的行李箱。终于到了刘庄，乡亲们开的小旅馆一间挨着一间。一个单身男人正在问住店的事，我们站在他身后支棱着耳朵听。“有带空调的屋子吗？”“还要求带空调，有空床就不错了。五十元一张床位，而且你只能住一夜，因为所有房间提前都预订出去了。”那男人认为没空调对自己是种侮辱，摇着头走了。我们像俩女无赖似的跟在他身后，弄得那人走几步回一下头，而且步伐明显加快，两个拐弯后就把我们甩掉了。

转了两条街，终于有地方收容我们。找到床位后，赵文雯说要去厕所，我斜倒在床上。忽然从院子里传来一声尖叫，我翻身就往外跑，院子里的厕所门居然被一个尿急的大爷强行拉开，看样子是憋得够劲儿，门内侧的插销都弯了，赵文雯还惊恐地蹲着冲大爷尖叫，我跑过去把门关上，盯着那大爷夹着腿走了。

我们惊魂未定地去海边，趟了两下水之后我的小腹也有了反应，可放眼望去哪有厕所啊。疾行两公里后终于发现了用大红油漆写的“W C”，欲进，被拦，发现有个小木牌立在角落里：小便一元，大便五元。我自言自语：“怎么这么贵啊？”看厕所的人说：“贵？这还不赚钱呢！”

到了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何况每家小饭馆的主人都那么真诚热情，三言两语就把我们诓进去了，活海蟹，点!扇贝，点!象鼻螺，点!海，点!俩女的吃不了？吃不了带回去!很快，我们的眼前有碟子出现了，螃蟹明显比我们捞的小；扇贝估计死了有些日子，壳都臭了；象鼻螺傻子看了都知道被调了包；海还算正常，除了缺斤短两也没多少可吃的肉；蛋炒饭根本看不见蛋，饭还是捞饭剩下的。赵文雯“蛾眉倒挽”，刚要拍案而起，几个服务员比她还横，光对眼神就知道我们要吃亏，所以我用脚踢了一下赵文雯，“就当是施舍了吧”，然后离座，从旁边超市买了高价方便面充饥。

自投罗网地被打劫之后我们转天就买了回程票，在火车站目睹两个家庭的群架大战，心慌慌地想，家虽热点儿，可至少有安全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