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同时拥有天子（SonofHeaven）和天可汗的称号是史无前例的。突厥人所用的天可汗这个头衔在游牧民族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让太宗皇帝正式成为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更令人惊奇的是太宗皇帝不同凡响的宽容政策。他说：“夷狄（草原人民）同样也是人，他们的本性和汉族本性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统治者应该关心自己的美德是否能荫庇他们，也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怀疑他们。”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太宗皇帝平等主义的言论。他的话宣传成分可能大于对政策的真实描述，而且主要是讲给突厥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汉人的教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唐太宗的声明与历史先例，以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能与当今中国人的思想也有着很大不同）。
　　
　　通过结合突厥人和汉人的力量，唐太宗皇帝控制的版图越过了中亚，越过了帕米尔山区，到达了今天的阿富汗（Afghanistan）。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和塔什干（Tashkent）都变成了中国统治下的行政区。西藏和西部最远到达里海（CaspianSea）的突厥部落都向他表示臣服。如果没有游牧部落做后盾，这些征服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唐太宗的继承者进一步拓展了唐朝的统治版图，吞并了满洲（Manchuria）、朝鲜半岛大部、越南中部和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在版图、人口和军事实力方面没有哪个帝国能与之争雄。
　　
　　从登基之初，唐太宗就意识到贸易的潜在重要性。在更早的时候，虽然他的帝国还在战乱后的恢复期，但是唐太宗仍然倾尽国库修复丝绸之路（SilkRoad）。同时，他还努力征服西部地区以及西突厥的绿洲小国，并于公元658年最后征服了西突厥帝国。由于唐帝国的控制和保护，丝绸之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所以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外国人和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城。然后，外国商品和风尚再从长安传播到国内各地。在中国建立大使馆的国家最西可以到达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Persian）。
　　
　　最后，中国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官方联系。外交和商贸交织在一起，常常很难明确分清二者的关系：商品交流大多来自于进贡制度，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常常结伴而行。唐朝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关系：包括与外国使节的通信联络；安排外国使者在中国的旅行和食宿；为外国国王授予中国式头衔；注册送给皇帝的贡品和礼物；聘用翻译；编辑有关外国风俗习惯、地理和产品的书籍等等。唐朝统治者希望所有出使外国的使节，官员，甚至嫁给外国统治者的公主都能带回一些国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