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少数的常见药——鸦片、阿司匹林、奎宁以及几种其他的来举例，我想向人们展示，人们是如何认为药品决定了他们的成功的。不同的治疗方案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这儿搜集到一块儿的例子讲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些故事讲述了下列问题的重要性：你是如何尝试着回答关于人体的问题，关于什么使人健康或者生病，对此加以区分是出奇的困难。

多数的医药史都出奇地古怪。它们把自己的学科仿佛当做一种观点、一种判断、一种看法。罗伊?波特的《对人类最大的益处》（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是一部最好的现代综合史。波特在他的导言中致歉，说他聚焦于那些取得进步的人，而嫌恶那些“伟大的医生”创造历史的想法，这种想法庆祝的是人类对医药从无知经历错误到科学的成功历程。波特困惑于他的研究对西方的集中程度。他解释说，他这样做只是因为西方的方法从文化上讲是成功的。他说，“它的主导地位”，意思是说，西方的医药，“处于增势是因为社会和病人认为它会‘起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好，至少对于许多重要类别的紊乱症是这样的”。

为什么波特在“起作用”一词上加上引号？

历史学家以对待政治、社会和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医药。埃及人用鸵鸟蛋膏药来治疗敞开式颅骨骨折，这就如同他们将他们的死人木乃伊化，并为之修建金字塔一样。在历史学家看来，所有这些活动都和信仰体系相契合，而信仰体系定义了什么是古代埃及人。另一种文化中的医药如同宗教一样，反映的是民族的属性。这些历史学家是对的。波特撰写的医药史中容纳了数量大得惊人的治疗方法，包括埃及人的医疗方法、希腊人的医疗方法、罗马人的医疗方法以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医疗方法。

这些医疗方法中包含的这些药物是否救命、治病，并且减缓了病人的伤痛？就这个问题而言，历史学家无能为力。他们不能告诉你。他们的兴趣在于一种治疗方法是反映某种特定文化信仰的方式。跟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波特的兴趣在于医药的文化本质。在我的眼里是治疗方法的东西，在你的眼里可能是毒药。波特说，每个社会的“诊断艺术和治疗方法”跟其他社会的一样有效。他聚焦于西方的诊疗方法，是因为西方的诊疗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很流行。医药史的传统观点是，在医药史上，不同的医药体系之间彼此开战，这是信徒们彼此之间发自心底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