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医药并不像诗歌那样，然而，关于药片儿和剂量的不同功效间无休止的争论，像抒情诗和十四行诗之争一样。我们的身体跟我们之前的埃及人的身体一样，跟埃及人之前的苏美尔人的身体一样。我们有着一样的器官、一样的结构。癌症和传染病以及意外和年龄带来的危害历经千年之后，虽有些许改变，但改变的幅度并不大。医药史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体验，让读者感知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18世纪的法国人所拥有的大量药品。历史学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人们对其所做的事情的信仰，但几乎没有哪个医药史评价一下这些医药法是否正确。

遭受癌症的苦痛，在中世纪的法国内科医生的治疗下就比在埃及神医伊姆霍特普的治疗之下更好吗？罹患肺炎，希腊医生、罗马医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医生、以创新性著称的美国医生或者拥有19世纪从哈佛到海德尔堡最好的医药理念的医生，谁治得好？答案是，他们没有差别。他们的基本原理是不同的，而不是效果不同。希腊人解释了为什么放出去四品脱的血会对胸部感染的人有所帮助。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医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解释。希腊人的解释和华盛顿的私人医生的解释中存在的差异是非常有趣的。关于失血对病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

埃及人对于机体是如何运作的，有着复杂的看法。他们认为莴苣是一种能引起强烈性欲的药物。一千年以后，在雅典和罗马的传统文明中发生了什么呢？托马斯?多曼迪最近写的疼痛史，篇幅很长，也很有趣。当谈及希腊和罗马的时候，他评论说“被采摘下来的莴笋嫩芽，有着既得的声望——既可以用来安慰悲伤者，又可用来鼓励狂怒的人”。难道埃及时代的莴苣发生了什么改变吗？是人类的心理改变了吗？我们吃沙拉的时候，要不要小心点儿？

在1664年的最后一天，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下了几个月以来他罕有的良好健康状况。“我确实蒙了，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野兔，还是因为每天早晨吃了一片儿松节油，还是我不再穿长袍了”。不论原因是什么，一定并非上述的三种。我们仍对很多事情感到迷茫，经常包括身体方面的解释，但是自1664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医药的进步是真实的，这来自于人们意识到某些医药理论比其他的更有用。佩皮斯的信仰是真诚的，但这些信仰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