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纳姆治疗学的极端虚无主义，是对传说中的药物的价值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复杂的。西德纳姆宣称：“我自信地断言，那些被认为是死于痛风的人中的大多数是死于药物，而不是疾病。”因为他本身就是痛风的受害者，他想方设法用各种药品来治疗，但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药品与其说是治疗剂，不如说是毒药。通常，最好的选择就是有技巧的不作为。他并非第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但是，他却不同寻常地公开自己的观点。就医生的技术而言，他认为，“以为大自然总是站在补救技术的需要一边儿，这是个重大的错误”，“考虑到我的病人的安全以及我自己的名声，我选择根本什么都不做”。

西德纳姆对待放血的方法的态度，处于革命性的边缘位置——他并非一有机会就要求借助水蛭或者柳叶刀来放血，他要求人们要保持相对的克制。他认可鸦片酊的好处，但是，他不能区分鸦片酊药品本身的那些好处与鸦片酊的出现带来的其他好处——这有助于病人们摆脱更为有害的治疗“药物”。他对巴拉塞尔苏斯所添加的额外的成分表示怀疑，他简化了处方。在重视药物成分复杂性的医学界，更多的成分、更奇异的东西意味着效果更好，这是正确而又相当原始的直觉。森林白虱、人的头骨、传说中麒麟的角、珍珠、蛇以及动物内脏的成分被例行公事般地加到配料中。这叫做复方用药，复方指的是成分的数量。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化学家自信地认为，重要的是起作用的特定成分的属性——这种观点发展成为只对具体的微小结构作出反应的分子受体、细胞栓的概念。

就鸦片酊而言，西德纳姆推荐，两份鸦片加一份藏红花，再加一点儿桂皮和丁香，所有这些都跟甜酒混合。丁香中含有一些具有局部麻醉作用的成分，但是，就像选择其他香料以及选择一种大众化（且相对昂贵）的饮品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远超出了实用性。它们口感甘甜。这有助于药被咽下去。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行为是王道，名誉是空言”。医生深谙此道。

西德纳姆将鸦片溶解于酒——加那利白葡萄酒，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马德拉烈性甜酒，这种将酒置于鸦片之中的做法，使酒的影响很容易被忽视。酒和鸦片结合到一起，容易让人放松、忘却，也会让人有机敏、敏锐的感觉。1817年，当萨缪尔?泰勒?柯尔雷基想用一个词来描绘鸦片酊的功效时，他造了一个新词——强化（intens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