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对鸦片剂的恐惧，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对毒品宣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运送古柯叶子的惩罚跟运送可卡因的处罚一样；高度聚焦于吗啡，对待吗啡的态度，跟对待未经处理的梦之花罂粟乳胶一样。所以，强压之下鸦片显得珍贵。如果你打算冒险生产并非法运送毒品，你的兴趣会在于将它们尽可能地浓缩。这样，毒品经销商们面临的法律危险转变成它们的消费者的心理危险。海洛因想方设法进入每一个城市，然而，那些贯穿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味道相对淡一点儿的东西——罂粟茶、家制的鸦片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关于罂粟，我们剩下的只是由罂粟的外貌而引起的对它的喜爱了。

医生们何以能持续开出会杀死他们的病人的处方用药？医药这一行业何以能够继续下去？尽管会引起损害，但医生们何以能保持医生是对病人有帮助的这样的名声？

世纪，波士顿内科医生奥利弗?温戴尔?霍尔姆斯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人们最渴望的东西是他们所信任的，他们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为了恢复健康，挽救生命，没有什么事儿人们不愿意做，没有什么事儿人们没有做。他们忍受着被水浸个半湿，被煤气煮得半熟，被烧到下巴，像奴隶一样被滚烫的铁烤焦，像鳕鱼一样被刀弄褶，被针刺穿它们的肉，被篝火熏烤它们的皮，人们咽下所有的憎恶，为这一切埋单，仿佛被烤得吱吱响、被剥落都是昂贵的特权，仿佛被弄得起水泡是一种祝福，被放血是一种奢侈。

今天，几乎没有药品用起来是如此的艰难，但却什么作用也不起。医药的建立，是基于病人获得帮助的渴望以及医生想要帮助病人的愿望。这些愿望超过了理性。无所作为或者承认什么都不能做的困难，是势不可挡的。就像政客，他需要被人们看见他在为有关问题做点儿什么——任何事儿，尽管实际上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医生也被迫装腔作势骗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政客，当他们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幻觉的重要性的时候，危险就来了。人们需要自信的、可靠的、能提供治疗方案的医生。让人们产生信任的自信，会以某种方式融入医生的性格。劝说人们相信你的诊断是基本的——如果人们开始感到被关怀，感到听从你的建议是足够安全的，或者至少是被你的建议所抚慰——如果你首先能让自己信服的话，那么，劝说病人相信你总是最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