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字似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对于结婚和生儿育女，1940年代的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没有像前几十年很多聪明的年轻人所抱有的那样愤世嫉俗的（或者说是幻灭的）保留态度。他们并不想无限度地延长单身冒险的快乐。他们并不把婚姻视为中产阶级的权宜之计，为的是把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强加给自由精神。尽管有很多先兆，预示着文明的崩溃即将到来，但他们并不过度惊慌地看待势必面对这场崩溃的人类总数的增加。不，他们想要结婚并生儿育女，想要生活在一幢农场主式的房屋里，有洗碗机供夫妻俩共同使用，有电视机摆放在家里壁炉旁供他们娱乐。他们历尽沧桑，并认定“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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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美国人口惊人增长的另一个理由是：死的人更少。国民从未有过如此健康。

事实上，自1900年以来，这方面的累积变化是巨大的。很多疾病的死亡率，在1900年让人为之胆寒，如今已大幅下降：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率从181.5（每10万人）下降到了1948年的38.7；肺结核从201.9下降到了30；伤寒和副伤寒从36下降到了0.2；白喉从43.3下降到了0.4；猩红热从11.4下降到了0.1的一小部分——这个数字在1948年代表了全美国仅有68例死亡。既然老天爷不让人类长生不老，到头来总得死于某种原因，那么很自然，像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降低，应该会伴随着变性疾病死亡率的增长，尤其是心脏病和癌症，这些病取代了肺炎和肺结核从前的位置，成为头号杀手。但最令人影响深刻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1900至1950年间的净改变：从49岁增长到了68岁。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呢？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进步：医学知识，医学训练，医学实践，卫生条件，公共卫生措施，以及公众对健康原则的一般理解。据艾伦·格雷格博士说：“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曾指出，大约在1910年前后，美国的医学进步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可以说，随便哪位患者，患有随便哪种疾病，去咨询随便哪位医生，也有超过50%的机会从这种忙打误撞中受益。”从那时到现在，医学职业不仅学会了很多疾病的治疗，而且还有了一些格外有效的药物可用，比如磺胺（1935年）、青霉素（1929年发现，但直到1940年代初期才投入临床使用）、像金霉素（时间更近）之类的抗生素，以及革命性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可的松（直到1948年才付诸临床应用）。像为防止疟疾而采取的蚊虫控制之类的公共卫生措施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50年，密西西比州悬赏：任何医生只要找出一例新的疟疾病例，将获得10美元奖金，结果一例报告也没有。我们不要忽视了维生素的发现（始于1913年的维生素A）以及关于维生素的公众教育对一般公共健康的贡献；到20世纪中叶，很少有家庭没有听说过番茄汁、水果汁、绿色蔬菜和萨拉——牛奶就更不用说了——有特殊的功效。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西蒙斯准将拿出了一份简洁的统计学比较，它反映了军队医疗服务自年轻的哈维?库欣医生在巴尔的摩遇到一车西美战争伤寒病人以来在效率上所取得的进步，当年，库欣医生对自己所目睹的污秽和肮脏深感震惊，西蒙斯说：“在西美战争中，我国军队中的病死率大约是每年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只有每年0.6‰。”

日益成功的抗击传染病的战争，导致了1940年代老人数量的大幅增长，使得人们对退休金计划有了新的兴趣，并且——由于工商企业让雇员在65岁、甚或60岁退休的趋势依然在向前发展——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超过这一年龄的退休金是否会构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负担，使大多数公司承担不起。与此同时，出生率的跃升到1950年开始淹没已经过度拥挤的初等教育系统，并在未来许多年里使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于是，当1950年代开始的时候，正当挣钱年龄的美国人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他们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养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上老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