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美国人不仅更健康了，而且从体格上讲，他们的块头也更大了。仅仅参考两次世界大战的体检记录，恐怕很难证明这一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头两年服役的登记征兵者的平均身高，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兵体检的记录完全一样——5英尺7.5英寸，尽管1941～1942年的平均体重比1917～1918年的平均数要高出8磅——150磅对142磅。（由地方征兵局归类为“适于1941～1942年一般兵役”的登记者，其平均身高是5英尺8.1英寸，体重是152磅。）然而，这样的比较注定有点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它们涉及到根据不同条件所选择的人，以及代表各种血统的不同比例。对古老血统的富裕美国人当中相对可比群体所作的比较，显示了块头上的明显增长。比方说，哈佛大学1870年代及1880年代初期的学生，平均身高5英尺8.12英寸，体重138.40磅；1920年代及1930年代初期哈佛学生的平均身高比这高出了2英寸——5英尺10.14英寸，体重比这重10磅——149.05磅。瓦萨大学（译者注：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1885级和1940级学生之间的差距跟这几乎一样：1940级的年轻姑娘们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5.1英寸，而1885级是5英尺3.1英寸；平均体重是126.125磅对115.7磅；平均腰围则略微粗一些：25.25英寸对24.875英寸。（顺便说一句，瓦萨大学女生的腰围在1905年最细——23.44英寸，1927年最粗——26.19英寸。）

不管获得精确可比的统计数据有多困难，通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普遍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儿子往往比他们的父亲更高，女儿通常比她们的母亲更高，尤其是年轻姑娘们的鞋子，其尺码往往让她们的母亲目瞪口呆。1940年代，一个从东部女子预科学校毕业的姑娘，回到家乡当教师，她一脸惊讶地对学校主管谈到自己班里的学生。“他们怎么那么大！”她说。“大么？”主管说，“你见到的是番茄汁一代。等你见到柚子汁一代再瞧吧！”

到20世纪中期，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向西漂移——尤其是向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西北海岸漂移。数据还显示了稳定而连续的迁徙：从农场和小镇向人口中心迁徙。无论有多少人信奉朴素生活有培养品格的价值、悲叹美国生活的城市化，但似乎没有人试图让它停下来。城市化的背后，是经济逻辑，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服务业在大社区里最繁荣；在它的背后，还有机遇——或者想象出来的机遇——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汽车、电话、通俗杂志、收音机和电视不是让农民和村民们能够保持跟大世界的联系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么？是的，但它也给黑格斯敦、帕杜卡或大福克斯的少男少女们带来了几乎不可抗拒的邀请，邀请他们去品尝洛杉矶、芝加哥或纽约的快乐，在那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新闻，那里的灯光照同白昼，那里的魅力有它公认的司令部。

最后，长期以来，民族大熔炉一直在顺利地工作着。由于在1920年代初期移民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随着在移民大潮期间乘坐统舱飘扬过海来到美国的男男女女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外国出生的美国人的数量就稳步减少。在美国的城市和工业城镇，人们听到的外国话越来越少。移民的儿女们毅然决然地获得了美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第三代——正如一个意大利裔纽约人所写的那样，他们拥有“父母说英语的巨大优势”——已经像“五月花号”的子孙后代们一样美国化，尽管在后者看来，他们的姓氏依然是外国的。在1920年代，体育评论员们习惯于以开玩笑的态度，谈论那些越来越频繁出现在获胜球队阵容里的欧洲姓氏；但是，到1950年，美国人的血统来自五湖四海变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你会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评论世界职业棒球（最美国化的运动）锦标赛参赛球员那有趣的姓名组合。这里是1950年职业棒球锦标赛第一场比赛中获胜队击球员的上场顺序：伍德林、里兹图、贝拉、迪马吉奥、米泽、布朗、鲍尔、科尔曼、拉斯基——他们全都是美国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