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斯蒂贝克公司收进这份汽车公司清单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正是斯蒂贝克公司的领导人保罗·霍夫曼，接手了我们时代最大的一项政治任务：管理马歇尔计划——并成为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说到基金会，应该指出的是，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一家广泛跟教授们打交道的基金会）主席德弗罗·C·约瑟夫斯摇身一变，成了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的董事长乔治·莱斯利·哈里森受过律师的专门训练，并担任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家半官方组织）的董事长。

这些人都是转变的典型，这种转变在他们的很多下属当中甚至更明显：向（大公司中）更高的地位转变，而政府公职及其他种类的公共服务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他们的身上，补充他们专业的和商业的训练，让他们有能力应付今日商业所面对的范围广泛的技术和公共职责。新型公司有了新型领导人。

在这里，我们只需稍停片刻，指出美国人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当欧洲人对它大惊小怪的时候，我们反倒感到惊讶；这个事实就是：美国各地塞满了旨在关照共同利益的各个方面的组织和协会——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各州和地方的；而且，在大多数这样的组织，商人都扮演了积极的、常常还是领导者的角色。

《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在他们的《美国，不断革命》一书中不断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论点，他们展示了这些组织在一座特定的城市——爱荷华州的西达拉皮兹市——是如何运转的：世纪工程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基思·邓恩如何主持西达拉皮兹商会（他是该商会的会长）的一次午餐会，接下来马上又赶去参加社区福利基金会的一次会议；担保银行与信托公司董事长范韦克滕·谢弗如何不仅担任了商会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寇伊学院的董事兼秘书长、西达拉皮兹社区基金会的会长、本地健康委员会的主席、爱荷华州健康委员会，以及圣路加医院、本地交响乐团和业余剧院的筹款人——所有这些职务总共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且，常常还拿出更多时间去从事本地社区服务。商人参与医院、学校董事会或慈善团体董事会，或者，他们的妻子活跃在女子俱乐部及其协会和教师家长联谊会上，都一点也不新鲜。但最近几年在企业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有些组织，却奏响了这幅图景中的一个稍微有点新的音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欧文·D·坎纳姆称之为“志愿集体行动……这种集体主义有着无可匹敌的力量，比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更富动态性。”

有很多这样的组织，我不妨只提一下其中的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从事经济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建议的组织，它不仅试图促进企业管理阶层的利益，而且对经济事务持有更宽泛的观点，并让公司领导人和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它的委员会和研究小组中凑到一起，让老派的企业大亨们惊讶不已。另一个是“广告业理事会”，刘易斯·加兰蒂尔把它描述为“专业人士的志愿组织，向国家捐献了拷贝、设计和专业技能，投入到了我们争取更好学校、道路安全、防火、公债销售、抗击肺结核及其他疾病的公益行动当中。”当你从收音机里听到广告在大谈给中小学提供足够支持的重要性，并得知它是由广告业理事会撰写并分发，又因为鲍勃·霍普（译者注：当时著名的喜剧演员，曾在广播、舞台、电影和电视上红极一时。）的赞助商觉得掺进这样的广告会增加他们的节目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使之并入了一档花费昂贵的广播节目，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多半就像听到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做治疗关节炎的广告一样：“是的，我猜想，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一笔好买卖——但是，你哪里可以画出好买卖与促进公共福利之间的分界线呢？”现如今，它们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