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的新型经理人对一般公共利益的态度如何呢？这里，你确实应该谨慎行事，要认识到，公司领导人的讲话有可能是被公共关系部门安排来装点门面的，而且，一般而言，嘴上说出来的善良意图，未必总能当真。然而，有的事情似乎已经发生。

大萧条与此大有关系。美国大公司的高层人士都记得他们在那些日子所遇到的麻烦；尽管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脑筋转不过弯来，依然对华盛顿怀恨在心，而且，今日大权在握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不曾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某些限制咬牙切齿，他们当中年纪更轻、头脑更灵活的人都打心眼里厌恶1920年代的胡闹，打定主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顶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后，好不容易、但真心实意地认识到了彼得·F·德鲁克所提出的原则：“任何政策，只有当它让社会受益的时候，才有可能让商业本身受益。”战争与这一变化也有点关系，因为战争使得商人、政府人士、劳工领袖、物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五花八门的专业人士在政府的事业中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互相欣赏对方的能力和观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们戴上了光环；我更喜欢《圣路易邮报》（St. Louis Post Dispatch）的拉尔夫·科格伦在1951年的康宁会议上描写这些人的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顺便说一句，这次会议涉及了“生活在工业文明中”的问题，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让商人、社会学家及其他学者、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凑到了一起，会议由一家商业企业——康宁玻璃公司——举办。科格伦先生说：

在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没有灵魂的”公司是一句很常见术语。……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这一点而言，我看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我不知道是否能说公司已经获得了灵魂，但至少，它们已经获得了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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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公司（无论大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政治单位：大多数为它工作的人，在他们大多数工作时间里，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公司的统治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官员的统治之下。老板——无论是总裁、部门领导、主管，还是领班——是比任何州长或市长都更接近他们的行政权威；公司的业务法规——我们已经说到过的那套普通法——在他们看来似乎比市里的法令或州和联邦的法律都更紧迫地决定着他们的生活和财富。因为公司在他们的工作中定义了他们财产权的范围，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切实的财产更多的东西，公司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工作日复一日地给他们带来的满足的总量。这部业务法规，无论是由管理层单独订立，还是由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合同所订立，它都不仅控制着他们，而且还间接地控制着他们的家人，所以，当琼斯先生或米勒小姐跳槽的时候，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和他们的世界观因此而受到的强烈冲击，就好像他们从一座城市搬迁到另一座城市一样。

公司也是一个社会单位，一个社区。从俄亥俄州的一座小镇来到费城参加工作的女孩，实际上清楚地知道，在她的新同事和她的朋友们当中，她或许可以找到自己愿意嫁的男人；当她开始与本部门的其他女孩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候，她就逐步被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会。从克里夫兰的工厂被调到堪萨斯城的工厂的年轻男人，也清楚地知道，他在堪萨斯城的社会生活，大部分是围绕他在厂内结交的友谊而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