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说，当我自己在2002年离婚的时候，法官对于我和我前夫在感情或道德方面的问题没有任何兴趣。她根本不关心我们在情感上委屈、破碎的心灵，或者是有没有违背曾经许下的神圣的誓言。她当然更不会在乎我们的灵魂。她所关心的只有我们房子的归属权。当然，还有我们的税务情况。她关心在未来的六个月中，该由谁来继续缴纳我们的汽车租赁费用。她甚至想知道我今后创作的版权归谁所有。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谢天谢地，幸亏我们没有），法官还将非常关心今后他们的教育、医疗、食宿和抚养权的问题。就这样，通过纽约州赋予她的权力，她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角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位21世纪的法官依然保持着古代的婚姻观念：也就是说，婚姻不仅仅涉及宗教或是伦理道德，而是一件关乎社会民风的大事。她的判决与10世纪的欧洲法庭如出一辙。

在我看来，这些早期欧洲人的婚姻（也包括离婚）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轻松。人们基于经济或是其他个人原因而结婚，也因为经济和个人的原因分手，一切都相当简单。大家都明白，当人们在心里许下诺言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也就随之变化。就像商业交易一样可以改变。在中世纪的德国，法院甚至认同两种不同类型的合法婚姻：一种是“Muntehe”，即永久地生活在一起；另一种被称为“Friedelehe”，可以大致翻译成“轻松的婚姻”，意为两个成年人，按照比较随意的方式住在一起，相互之间对财产没有任何要求，随时都可以在对方眼前消失。

不过到了13世纪，这种轻松的心态有所改变，因为教会再次介入婚姻当中了。或者说，这应该是第一次。因为早期基督教那乌托邦式的梦想已经结束了。神甫们不再热衷于天堂重现人间，而是化身为强大的政治人物，致力于操纵他们逐渐成长的帝国。教会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那些欧洲皇室，他们的婚姻通常与政治联盟的利益息息相关，而对教皇却不屑一顾。

1225年，教会终于取得了婚姻的控制权，制定出严格的法案来保障合法结婚。在此之前，两个成年人经过宣誓即可被视为是合法的结婚，但是教会坚持认为这是不够的。新的教条宣称：“我们坚决禁止任何私自结婚的事发生。”无论是王子还是贵族，如果胆敢不经过教会的允许擅自结婚，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被逐出教会。这一限令对普通平民同样有效。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力度，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除非得到教会的批准，同样禁止任何形式的离婚。

婚姻，曾经是家庭和法律管辖下的世俗产物，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严苛的宗教工具，接受那些独身的神甫们的操纵。教会对离婚的严令禁止把婚姻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无期徒刑，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即使在古代的希伯来社会也从未出现。直到16世纪，离婚在欧洲依然属于违法行为，直至亨利八世彻底改变这一陋俗。在大约两个多世纪里（在那些宗教改革后依然保留天主教的国家里时间可能更长），夫妇们始终无法合法地解除婚姻，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女性的生活变得比男性更加艰难。至少男人们还可以在外面拈花惹草，而女人却没有这种特权。特别是贵族的妇女们，受困于婚姻的誓言，只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强加给她们的婚姻。（即便是农民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或放弃自己的配偶，相比之下，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上流人士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贵族家的少女被送到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去，她们甚至不会说当地的语言。这些女孩子永远地离开家乡，在自己陌生的丈夫的领地里慢慢老去。曾经有一个英国女孩，在描述即将到来的包办婚姻时，她悲伤地写道：“我每天都在准备走向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