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帝国的最高中枢机构里，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天！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 ，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特别重视。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刚刚复出回到北京时，很可能是利用春节的空隙，作为帝国中央事实上的领导核心的高拱，曾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好像是他一个人微服私访，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可能有提前安排见谁，教相关群众对来的领导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深入细致的，也确实是了解了实情。他和商家交谈，具体了解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有那些问题，做生意有什么障碍等等。随后他又亲自撰写报告，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到对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应对措施。
帝制时代，像高拱这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可惜，历史没有给高拱更多的机会。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我可以这样说，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高拱这个人，在当时的官场，大家是怎么样看他的呢？
据记载，高拱这个人，相貌瑰奇，为人豪爽。这说的是高拱的外表和性格。但是，据说，高拱虽然相貌瑰奇，似乎不修边幅，胡子特别长也特别多，有“高胡子”的外号。
高拱是廉洁自律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高拱出身书香门第、干部家庭，本人又没有家庭负担（既无父母需要赡养又无儿子），却“家徒四壁”，生活很简朴。据知情人的记载，高拱家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档次，处于“寒士”阶层。这在当时腐化的氛围里，是不多见的。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天！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 ，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特别重视。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刚刚复出回到北京时，很可能是利用春节的空隙，作为帝国中央事实上的领导核心的高拱，曾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好像是他一个人微服私访，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可能有提前安排见谁，教相关群众对来的领导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深入细致的，也确实是了解了实情。他和商家交谈，具体了解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有那些问题，做生意有什么障碍等等。随后他又亲自撰写报告，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到对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应对措施。
帝制时代，像高拱这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可惜，历史没有给高拱更多的机会。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我可以这样说，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高拱这个人，在当时的官场，大家是怎么样看他的呢？
据记载，高拱这个人，相貌瑰奇，为人豪爽。这说的是高拱的外表和性格。但是，据说，高拱虽然相貌瑰奇，似乎不修边幅，胡子特别长也特别多，有“高胡子”的外号。
高拱是廉洁自律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高拱出身书香门第、干部家庭，本人又没有家庭负担（既无父母需要赡养又无儿子），却“家徒四壁”，生活很简朴。据知情人的记载，高拱家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档次，处于“寒士”阶层。这在当时腐化的氛围里，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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