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40年前的社会风俗也能叫做“时尚”的话，那么，可以说，那个时代顶时尚的是穿上“国防绿”的军装。绿色的外衣遮掩着“红色”实质：几千万经过“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文攻武卫”的学子们，大约实在是折腾累了，革命激情日见冷淡。有心计的家长们渐渐开始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的孩子今后干什么呢？革命诚然“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更不能当饭吃。
　　
　　狂热年代后，是亿万青年人陷入人生困惑的阶段。继续求学不成，只有找个工作。而那时是没有择业自由的，只有靠国家分配。就我们中学生而言，除极少数“根红苗正”者当了工人，迈入人人羡慕的“领导阶级”行列，更广大的人群，便只有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更有这“极少数”里的极少数，穿上了军装。例如，“68入伍兵”中大者20岁，小者14岁；这些“红小鬼”大多是军人子弟，近水楼台，子继父业，参加革命可谓早矣。
　　
　　说是“革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得到了一份可心的工作。最起码三年复员之后，可以进工厂当上个“二级工”；若再手持一张“党票”，许多便可进入地方某单位的政工部门，焉知今后不会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那时节，谁家孩子当了兵，比戏文里的“金榜题名时”还要光彩，简直可以“光宗耀祖”了。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当兵”确实被看做摆脱实质上的失业状态的光辉出路，且是实现人生命运转折的理想“职业”。就大形势看，兵营，也是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的避风港，虽然并非世外桃源。
　　
　　当然，也正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当初我可不是（也许是不敢）这样看的。
　　
　　1969年年底，整整下乡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我，竟然喜从天降--我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20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14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唤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跟我妹妹在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开始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也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