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年初格外地冷。沈阳，都已是冰雪封门。
　　
　　新年刚过，我和文工团的相声名家于连仲老师一块儿到黑龙江一线采访，准备写一篇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作品。
　　
　　1月8日那天，我们正好来到漠河的一个边防连队。白天，我们找了连队的几个战士聊了聊，晚上，连队准备了一桌不算丰盛但已是尽了最大努力做的饭菜，当然，桌子上有着必不可少的白酒。在东北，不喝酒的汉子也有，但不多。在这里，酒既能御寒，又能排解“猫冬”的寂寞。
　　
　　正当我们一桌八人端着酒碗准备一饮而尽时，屋里的广播响了。哀乐从墙上的喇叭里一倾而下--广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沉痛而肃穆的声音：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大家全都愣了，端着酒碗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噩耗来得实在突然，事前连点小道消息也没有。凡是经过那一段时光的中国人，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突然。尽管，那阵的新闻纪录片出现总理形象时，都会有个“在医院”的特别说明：“×月×日，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总理的年龄不算老耄，就是在医院，他也保持着必要的风度和雍容的气质。每一个人都觉得，总理不久就能出院，回到为“四个现代化”而操劳的工作岗位上。然而这噩耗传来，又不能不信，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我只觉得心中堵得慌。
　　
　　听了一会儿，我木然地把碗里的酒洒在地上，其他人也如此做了。
　　
　　哀乐声中，大家彼此无言。
　　
　　忘了是谁，下意识地舔了一口碗边儿。连长一巴掌扫过去，当啷！那碗掉在了地上，摔个稀碎。
　　
　　军人习惯于服从命令，可下一步我们能做什么？上级没任何指示，只有先回房间待命了。
　　
　　悲怆感、如丧考妣的孤独感充满了我的内心，仿佛是跟我关系很亲的一个人突然离开了我。难受，无力，世上最深沉的痛苦，是那种难以用言辞描述的痛苦。
　　
　　但我的眼睛是涩的，始终没有泪水。呆坐片刻，我披上军大衣，戴上皮帽子，穿上大头鞋，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我踩着积雪，向江边走去。
　　
　　空中没有一丝风，似乎觉不出怎么冷，然而我记得在我的采访本上曾记着：那晚当地的气温是零下32度。
　　
　　白白的积雪，肃穆寂静，远处浓密的森林漆黑地印在了暗蓝的夜幕上，脚下我的大头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江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站着不动，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间或涌出许多杂乱无绪的经历。
　　
　　我见过周总理，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次，而更多地是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他。
　　
　　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2月，那个寒冷的冬日，尼克松来了，总理在机场迎接。他的微笑，他的握手，他那始终挺拔的身姿都充溢着泱泱大国之风，却又不失谦谦君子之礼。我曾为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而觉得脸上有光。
　　
　　在那个时代，国人心目里的周总理，是理性的象征，是鞠躬尽瘁的光辉典范。
　　
　　我从心里敬仰他。
　　
　　站在江边，不知过了多久，等到感觉鼻子发痒，才醒悟过来。我知道要坏事了，刚才急急地从暖和的屋里出来，在气温这么低的空气中又待了这么久，是会把裸露在外的脸、鼻子冻伤的。而这在寒冷的东北是常有的事。我想起了边防战士教我的急救办法：抓起一把雪拼命地擦拭自己的鼻子和脸，直到觉得脸热了，皮肤红了。与此同时，我跑回宿舍。
　　
　　回到屋里，老于已经躺下。见我走进来，问：“到江边去了？”
　　
　　和老于共事已有多年，他了解我的脾性。
　　
　　我点点头，把眼镜摘下放在了桌上。眼镜上已布满了雾气。
　　
　　我匆匆擦了一把脸，脱掉衣服，迅速钻进了被窝。老于把灯关了。屋里一片漆黑。
　　
　　“唉--”老于叹气的声音。
　　
　　我没说话。两只手放在脑后，枕着头，望着黑洞洞的屋顶。
　　
　　“王刚，没睡着吧？”
　　
　　老于见我没出声，知我拧劲儿又上来了，再不言语了。
　　
　　借着黑暗，温暖的气息一点点袭过来。
　　
　　泪水一点点渗出。
　　
　　好久了，不曾这么痛快地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