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多岁已退休的在读研究生，在读解西方抗议运动的历史时，讲起自己年轻时参加民权运动的经历，让后辈受益匪浅。其实，讲“二战”有经历过“二战”的同学在场参加讨论，这常常比一个大教授的存在更有意思。我倒是觉得，年轻人那种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恐怕会浪费了向这些老同学学习人生的机会。

我35岁开始在耶鲁读硕士，然后是博士，离校时已经42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该考虑退休的时候了。开始时上日语课，坐在一边的大一女孩子竟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离校那年，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人竟开始在我所在的博士课程中从一年级起步了。

不过，我并不会因为每天和年轻人对比而觉得自己“老之将至”。一次上考古课，竟和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同班。在健身房锻炼，一个几乎每天都见的伙计是20世纪50年代的耶鲁本科生，如今重新当起学生来。人家堂而皇之地在这里读书，我还有什么可惭愧的？

最近，美国的大学中老人变多。这里有几股力量。首先，终身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人到中年进大学越来越平常。这些人构成了美国大学中的非传统学生，即25岁以上的大学生。为了适应这些人的要求，有的大学竟开始建幼儿园。因为有孩子的学生有此需要。目前，25岁以上的非传统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38％，而1970年时仅为28％。甚至常青藤盟校，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布朗、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也努力招揽非传统学生。比如为了给非传统学生服务，哈佛设置了Harvard Extension School，每年有13000学生就读，其中500名学生的目标是学士学位。哥伦比亚有School for General Studies，录取率为40％。宾夕法尼亚的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有6000学生，其中1／3的人是来拿学士学位的。

不过，这些学生中，真正的老人还不算多。我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看到一组对这些非传统学生的介绍。大部分都在30~65岁之间。其中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但他给我印象最深。别人求学，大多为了事业的转轨，掌握新的技艺。他的求学目标栏中则赫然写道：想明白我这一生究竟应该干什么！

这样的目标，体现了老人上大学的精神。他们不是想再重新开始一个职业，而是更积极地思考人生、社会和文明。我其实在很年轻时就羡慕老人。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的姨父去世，我给姨妈写信慰问，学着人家西方人的习惯，讲了许多乐观的话。我当时说：“老人的生活比我们年轻人更有品德。我们年轻人一切都是为了谋生，不论学什么，先问有什么用，非常功利，就像我现在二十几岁，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奋斗，不是在过现在的生活。老人没有我们的负担，没有我们的算计。他们真正能体会‘现在’的意义，他们真正在过眼下的生活。”我无非是劝她珍惜和享受眼下的每一时刻。她接到信后很感动，打电话还谢了我半天。所以，我自以为从年轻时就多少对老人有些理解。

现在发达社会的健康水平提高，活到90岁高龄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况且美国人富了以后，流行早退休，有的不到50岁就挣够了钱“下岗”了。所以退休后常常还有富足健康的小半辈子。许多人并不把退休看做脱离工作，而是以之作为一个实现自己工作时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的机会，享受半辈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最近几十年，养老院越修越豪华，佛罗里达的老人村也急剧扩张。然而这些地方，在物质上看上去像老人的天堂，精神上却令人压抑。试想：谁会守着那些高科技的豪华呼吸器、喂养机、轮椅而感到生活在天天向上呢？和一群同龄的老人在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切磋技艺、在海滨晒太阳，美则美矣，但时间一久，心里就明白：大家不过是在此一起等死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精力旺盛的老人，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开拓新边疆。这个边疆就是大学。如今美国的大学城附近，老人越来越多。我20世纪90年代初期刚刚到耶鲁时，纽黑文百业萧条，犯罪率奇高，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耶鲁一个本科生被杀，成了全国新闻，一时申请耶鲁的人数大减。等10年后我即将离开耶鲁时，纽黑文开始了一场复兴。房地产越来越热，街面也越来越热闹、安全。克林顿任上的经济繁荣自然是原因之一，但老人的到来是另一大因素。英国《金融时报》曾用整版报道，纽黑文成了老人的最后故乡：他们卖掉自己在郊区的大房子，到纽黑文买一个小公寓。这里年轻人多，而且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秀异之士，文化活动也异常丰富。为什么不投身在这些生机勃勃的历史的创造者之中，而要把自己囚禁在豪华的高尔夫球场？最近宣布退休的美国首位女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就是一例。她退休，理由是要多一些时间陪伴得了老年痴呆症的丈夫。可是，她却要和丈夫从马里兰郊区搬到华盛顿中心的连栋房屋中。她还计划在最高法院留下自己的办公室。显然，越老她越要进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