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 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异端邪说，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 Coa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 Heari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

不过，纽约城市大学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 Bowen）教授坚决反对所谓左派制造不宽容的言论尺度的指责。她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就“9·11”举行了几次讨论会，会上反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结果引来外界激烈的批评。《纽约邮报》刊登大标题：“一向是令人骄傲的校园如今成了培养白痴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同一地区的学校都举办了这样的讨论会，并未招致这样恶毒的攻击。其中的奥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于劳工阶级、移民、有色人种。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像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接触广泛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歧视就应时时受到批判。”事实上，美国社会也有一种等级观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美国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社会的潜意识。我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提醒我：不要总觉得美国文化就是鼓励个性，鼓励不同观点，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国社会，给人的压力就是要与别人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与众不同为骄傲的特权。

不管左右派谁应为目前的局面负责，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能纳税养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学里攻击我们”这样的理论，已成为反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口号。一个醉汉，不久前闯进博斯欧德的办公室，企图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北卡的几位教授，陆续接到死亡的恐吓。媒体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义，正在使美国退回到“反智主义”传统中去。

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又是美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言论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戏规则。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写过一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而这本身也是件好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and It’s Good Thing，Too），称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行会式的协议”（aguild arrangement），以让教授们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学；外部世界不要管我们的事，而我们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说“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的话，别人是否也有权说“谁炸掉一个清真寺谁就赢得我一票”呢？美国历史上的每一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