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近来热烈议论的苏州模式，基本上就是过去十几年各地普遍奉行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只不过别的地方没有苏州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极端而已。以现在的目光看，苏州模式是不可取的，温州模式则是一种珍稀的异类。后者在普遍扭曲的经济体中昭示了一种相对较为健康的市场发育乃至社会秩序发育的模式。不幸的是，今天，温州却正在走向已被普遍认为失败的苏州模式；造成这种危险的，正是苏州模式的致命病因：政府官员的理性自负，自利动机，及其权力不受约束而导致的权力滥用。

苏州模式是政绩经济

苏州模式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主导发展乡镇企业为重要特征的“苏南模式”。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难以为继，苏州迅速转向引进外资之路，由此，GDP开始了高速增长，苏州也一时成为经济增长的楷模，其主政官员被拔擢至其他省份任职，就是一个显著标志。但以事后之明，这种增长却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多少实惠，媒体用“贫困的苏州”来形容苏州模式的社会后果。这一点都不奇怪，而是苏州模式的必然结果。

苏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强力主导，拼命吸引外资，依靠高投资实现GDP的高速增长。为了吸引和留住外资，政府必然通过种种措施，人为抑制劳动力成本本来具有的上涨趋势。因而，在苏州模式中，社会财富分配向资本、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

同样，政府全面控制、管理和操纵经济，官员们必然选择那些能够实现财税收入最大化的产业模式。因为目前的官员考核体系以地方GDP增长率为最重要指标，所以，政府官员也追求那种能够实现名义GDP最大增长的产业结构。至于民众的福利，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尤其是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效率，并不在政府设计产业结构时的考虑之列。如果民众的收入竟然有所提高，那也主要是市场自发运行的一个意外结果。

苏州模式当然不是计划经济，但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奇特的“政绩导向的威权经济”：政府官员基于其对资源的强力控制，按照政绩排序，人为地设计一种产业结构，使当地所有企业和民众服务于其所设定的政治与经济目标。这种模式最有利于实现主政官员收益最大化。温州新任主政者之所以放弃温州模式，而力排众议走上苏州增长之路，奥秘恐怕正在于此——对任何官员来说，苏州模式具有致命的诱惑。

温州模式是自发的市场秩序

温州模式则是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刻画的市场自发秩序的范本。自发的市场秩序之所以在这里得到健全的萌芽、发育，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也因为，由于种种历史文化原因，这里的民众具有较为强烈的自由精神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计划经济的松动，让他们获得了机会，从而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事实上，可以说，温州模式是80年代初期自下而上的改革时代的一个珍贵遗留。在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的控制放松，曾经被排斥在旧体制之外的民众的创造性释放出来，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其结果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最重要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从而出现了过去五十多年中唯一的一段贫富差距趋向缩小的时期。这是因为，民众收入的增加来自于劳动者自由的扩大、劳动分工的深化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生产效率之提高。

但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政—经因素，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温州却幸运地仍然沿着80年代初的轨迹向前延伸。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到90年代，与苏州、与全国的增长轨迹相反，形成了一种相对健全的自由市场增长模式。温州模式系以家庭式的私人企业为基础，以民间灵活的金融制度为支撑，以自发扩展之产业结构为依托。

与苏州模式相比，更不要说与北京模式、上海模式相比，温州的产业结构显得相对土气，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就抱怨温州企业“低、小、散”。但笔者不能不遗憾地说，这位市委书记尽管控制着一方之经济，却丝毫不明白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不明白，这种产业结构乃是市场通过自我扩展而自发形成的，每一个看起来低、小、散的企业，都有机地嵌入当地复杂的分工合作网络中。甚至可以说，企业的低小散，正是分工网络高效运转的前提。低小散标志着温州的分工已经细化、深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任何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都会为此喝彩。因此，温州个别企业看起来是低、小、散，但温州整个分工合作网络却是异常坚实的、高效率的，且每个企业的位置都是最优的。

也因此，温州经济自成体系，没有出现过政府人为操纵所导致的增长的明显起落。这张自发形成的分工合作网络具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和灵活性。当然，这种网络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低、小、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正是利润的唯一来源。

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孜孜不倦地谈论着温州模式的缺陷，为温州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出谋划策，这些议论所暴露出来的只是专家学者的自负与无知，他们不了解，私人企业通过自发分工合作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合理的产业结构。

政府的本分The Government's Role

温州秩序不限于经济领域

事实上，温州模式的价值并不仅在经济效率方面，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可能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乃至精神价值。

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人是富裕的，且是一种普遍的富裕。这一结果的奥秘在于，温州的市场是内生的，并且按照分工合作的原理自然地扩展，从而将当地所有民众吸纳进来，令其在市场中获得机会。这种自发秩序不会刻意地照顾任何人，而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天赋和技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他人的知识和市场的合作网络，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增加收入。在今天人人议论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温州模式下的社会分配结果，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的商人自治是全国发育最为健全的。温州在全国城市经济中排不上号，温州商人中也未必有几人能跻身那些花哨的富豪排行榜。在北京、上海、深圳，多的是坐拥百亿、数十亿资产的资本家、高级企业管理人。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包括苏州，企业自治、商人自治几乎是一片空白。商人只是被动地充当着政府管理、管制的对象。相反，在温州，各种形式民间的商会、同业公会相当健全，他们的治理也是卓有成效的。反过来，这种商人自治已经成为抵御政府不合理干预的有利屏障，也正是保证温州市场持续健全生长的制度基础。具有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是人成年的标志，商人自治乃是市场成熟的标志。

同样，在温州，村民自治选举与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方面的民间自发创新，也频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温州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具有进一步观察与研究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已经呈现为一个包容更大领域而又初具规模的“温州秩序”。对于中国社会之向民主法治转型，温州秩序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谁来约束主政者的权力

当然，温州模式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世间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事物。面对自发的市场秩序，政府也不是只能绝对地置身事外。理性是重要的且必要的，政府可以基于理性的权衡，对市场的规则、结构进行某些干预。但重要的是，这种干预是有前提的：干预者必须对自发秩序保持足够的敬意，并时刻意识到自己理性的不足，审慎行事，以防扰乱市场内生的秩序本身，导致某种坏的“非意图后果”。

可以说，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从80年代初起步并幸运地延续到今天，就与温州本地政府及浙江省当局面对温州的市场自发秩序采取“无为而治”的明智做法有关。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当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批评温州产业结构的时候，当全国各地的政府都走上了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之路的时候，温州仍可不受干扰地走自己的正确道路，实属难得。

如今，温州的主政者却雄心勃勃，试图在温州吸引跨国公司、发展重化工业。假如是在不扰乱现有的温州模式自我扩展之外，为温州增加这一块经济活动，似乎也未尝不可。或者，假如外商看中这里的资源或知识优势，投资于此，温州人自然也不会反对。但目前的趋势似乎不是如此，他不是要对温州模式作一些“边际上”的补充，而是试图在温州另起炉灶，颠覆温州模式。他对温州模式的总结——低、小、散，就蕴涵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目前的操作手法是苏州式的，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同样是苏州式的。

首先，是政府在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正在终结，一个类似苏州那样的强势政府可能出现在温州，而这将意味着，若干年后，温州可能会面临今日苏州同样的后果。只是，主政者本人却很可能已因为政绩出色而高升了。正是受这一美好前景的吸引，主政者才产生了力排众议的勇气。人们不能不思索一个问题：任期有限的主政官员是否有权强制改变本地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尤其是这一模式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谁来约束这类“过路神仙”的这种权力，如何让主政者真正地接纳本地民意？

其次，为了招商引资，主政者开出了种种优惠条件，尤其是人为压制供地价格。而在土地资源已经相当稀缺的温州，这意味着，本地企业的资源将被外来者吞噬，本地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被置于政府设置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中。在苏州模式中，政府本身就是企业经营环境不公平的主要制造者，因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抑制。温州主政者正向这条有悖于市场经济发育的邪路上狂奔。人们同样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政府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当其反而采取与自己的正当职责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的时候，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政府？

可以说，温州模式的成功依赖的是政府对自身权力的自觉节制，而防止温州模式的毁灭，关键亦是节制政府官员、尤其是所谓“一把手”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