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放松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向私人资本开放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计划体制所面临的不可克服的缺陷，使得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只用了30年时间，就耗尽其全部增长的力量。随后政府被迫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其总体方向就是国际上流行的私有化，或者国内所说的“民营化”，让私人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奇迹增长的根本基础，就是因为政府放松管制，个人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国人被抑制的创业精神爆发性地释放出来。这些私人相对自由地运用私人积累的资本，进入越来越广泛的市场领域，以远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为资本持有人自己，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

然而，怪异的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姓社姓资”的辩论已经烟消云散，市场化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共识，但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反而一改往日的守势，改采攻势，不断扩张。尤其是近几年来，在资源性行业、基础性行业，形成了一股相当明显而强烈的“再国有化”趋势。

以钢铁和石油产业为例。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民营企业大举进入很多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钢铁行业看得最为清楚。2004年，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民营企业成了事实上的主要调控对象。就在政府严厉整顿江苏民营企业投资的铁本集团之际，就在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面临强大调控压力之际，几家外资与内地国有企业合资组建的钢铁企业却热闹开业，宝钢也宣布了其雄心勃勃的投资扩产计划。

在石油行业，在陕北，仅有的一点民营原油开采业务，也被政府与垄断企业合谋强行收归国有。在炼油行业，由于石油成本提高，运输成本提高，2005年下半年，在全国大面积出现成品油供应不足的时候，民营炼油企业却纷纷降产、停产，5000万吨的年产能只有不到一半在开工。至于成品油零售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垄断集团也不断挤压民营加油企业的生存空间。

总之，过去几年，在有些行业，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在扩大。国有企业的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利润尤其向中央企业集中。这种趋势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一定“挤出”效应。

这确实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自80年代以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营管理机制改革初步显示出一定效果。过去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已经淘汰了大量效率比较低下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剩余的国有企业的自我生存能力应当是比较强的。这些国有企业经过90年代的大规模改制，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比较可取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私人企业，企业运营效率有所提高。另外，近几年来，资源价格和基础性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国有企业集中于这些领域，其利润自然水涨船高。

产业政策：第二十二条军规

假如国有企业确实都是依靠自身的竞争力、依靠市场运气自然实现扩张的，那当然也是合乎公共利益的。但仔细检讨当会发现，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倾斜性政策的保护。经济领域很多法律、政策带有比较强烈的倾向性，或者即使看似公平，但事实上仍然有利于国有企业扩张，而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最近几年制定的几项产业政策最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偏向。

2005年年中，国家发改委公布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其中的一个主要政策取向就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培养实力强大的集团。为此，政策明确了行业进入门槛：普钢企业上年的钢产量必须达到5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产量要达到50万吨以上。同时，对于已有的中小企业，政府也已经确定了推动企业兼并、联合重组的思路。

在成品油销售领域，2005年6月份商务部出台的《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和《成品油仓储企业管理技术规范》给民营企业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门槛：成品油批发企业要有30个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要有两年以上成品油零售业务经验。

汽车行业同样以投资和生产规模作为主要的进入门槛。

从表面上看，这些产业政策似乎并没有错，提高单个企业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求企业在高起点上进入，似乎可以推动整个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然而，在中国很多行业，历史形成的现实背景是：具有规模的，恰恰就是由国家不计成本地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或者只有跨国公司具有政策要求的进入标准；而民营资本在进入之时，当然不可能有较大规模。即使已经进入若干年，由于政府政策多变，由于企业融资存在难题，其规模也不可能迅速膨胀。因而，强调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实际效果是，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进入很多重要行业，即使原来侥幸已经进入，也要么将被政府强令退出，要么投身国有企业。

可以说，这些产业政策是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本来，只有进入市场，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自然地做大做强；但现在，宏观管理部门却要求你一开始就得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问题是，从前的市场本来就是封闭的，企业又如何在这个领域中具有规模和实力？

正是这些似乎很公平的产业政策，将《非公经济36条》承诺给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权一个又一个架空。这一年反而成了民营企业退却年。只有原有的企业——也即国有企业——继续占据垄断地位，而刚刚进入的民营企业则被驱逐排挤，由此导致市场化的倒退。

2005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基于钢铁、水泥、汽车、铝业等行业将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基本判断，发改委有意通过“市场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限制和关闭落后、高耗能产能”。假如这一政策开始执行，很多民营企业将难逃被调整的命运。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所建立的合资企业则可以扩张其市场份额。

高速增长中的权力与市场Q I U F E N G不对称的影响力

没有人知道，在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有垄断企业究竟施加了哪些影响，但从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推测，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具有超强的游说能力，有能力使政府的产业政策都向自己倾斜。国有垄断企业与政府能够产生话语上的共鸣：国有企业大谈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航空安全、装备安全、电信安全，而垄断企业的利益一旦与国家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其说服力就是所向披靡。

同时，这些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行业主管部门或者相关领域的政府监管部门与这些垄断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部门的政绩也与其所主管和监管的企业的业绩有直接关系。于是，这些企业就在政府内部拥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很多行业政策就是由垄断企业主导制定的。舆论怀疑，很多产业政策就是为垄断企业量身定做的。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对政府的游说能力和渠道却非常欠缺。民营企业缺乏真正的自治，因而没有能力形成共同的诉求；即使形成一定诉求，也无法有效地进入政府的立法与决策过程中。

当然，国有企业的游说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还因为政府相信一套逻辑，这套逻辑让政府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的说辞，并倾向于维护部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强化其垄断地位。这就是赶超心理和“现代化崇拜”。自近代对外开放以来，面对西方的强大，中国人始终有一种赶超心理。而政府始终认为，最高效的赶超主体就是国有企业。赶超心理在5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于是，就是采取全面计划体制，通过单一的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增长。计划经济也确实创造过增长的奇迹，但那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最终，计划体制崩溃，大量国有企业在80年代之后破产倒闭，国有企业成为淘汰和改革的对象。但国有经济在政治上比私营经济更正确的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改变。

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实力开始增强，也开始实质性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人们开始注意到国际竞争。此时，在决策者那里，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化崇拜”，相关部门官员迷信企业规模，迷信技术水平。政府开始强调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而身处现有体制的夹缝中，民营企业当然只能从小规模、低水平起步，自然地遭到各级政府的排斥。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合资企业发展，也采取不少措施保护某些企业的垄断，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最终似乎多数落空。

民营企业退却祸福难料

经济学理论及20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历史均已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可能与私人企业、民营企业相提并论，这也正是改革的基本动因。通过对民营企业开放市场，整体经济的效率大幅度提高。如果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退却，导致竞争削弱，必将导致社会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哪怕是从保障公共利益角度看，国有企业也未必可靠。2005年下半年各地出现油荒，舆论普遍推测，这是由于中石化、中石油对原油与成品油价格倒挂不满而人为制造的，旨在要挟决策部门。事实上，由于这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与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存在过于密切的关系，政府的监管反而会失灵，反而不能较好地维护公众利益。比如，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的资源性行业目前就又在酝酿大规模涨价。

人们不能不怀疑，目前的再国有化趋势对于各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率，对于民众的福利，究竟是祸是福？为了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市场化，也即民营化，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乃是较为可取的政策选择。

对于市场化，有些部门可能存在投机心态。最近几年，各种资源和基础商品价格上涨，集中于这些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效益很好。这种局面让相关管理部门丧失了推进民营化的热情；相反，让国有企业继续维持垄断地位，甚至扩大垄断规模，似乎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经济周期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如果目前高涨的价格逐渐回落，规模不断扩大的国有垄断企业经营出现麻烦，甚至陷入困境，该谁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