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武备学堂的学员每月所得奖金即可赡养家室了；再说，学成毕业后又可以升级担任“新军”的军官，掌握实权。因此，武备学员们不愿轻易离开学堂。由于待遇优厚，他们成为社会上令人羡慕的“武备学爷”。

1901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鼓励留学，开辟“留学做官”的道路，允诺学成归国者分别赏予举人、进士出身，分配各种官职。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又奏请在保定设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二年毕业。

后来的北洋军阀（及总统、总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以及山西军阀阎锡山等，当时均为各省武备学堂的学员。

1904年清政府又决定以公费委派出国留学。当年分配给山西省40个名额，由巡抚衙门指定，在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学堂各考取20名（包括阎锡山）送往日本留学。

虽然武备学堂培养的不是“文化人”而是“武化人”，但是我们不能小觑了这些武备学堂，它们在满清末年培养了一些具备近代军事和文化知识的军事人才。

例如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学员有一部分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们在上海、杭州的光复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各省武备学堂毕业学员中还有不少人成为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的骨干力量，并且左右了许多文化人的命运。洋务学堂并不景气

科举制度的千年传统“学而优则仕”，凡有财力可供读书的人家，无不盼望子弟由科举中试做官，由童生到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才叫做“正途”。而洋务学堂则被认为“旁门左道”，受到耻笑和非议。再有，从达官贵裔到士农工商，一般出于对西学的隔膜无知、对西方的怀疑、忌讳和仇视，普遍不愿“师事夷人”。如鲁迅《阿Q 正传》所描写的，念洋文读洋书被称为“假洋鬼子”，甚至遭人辱骂。这种鄙视西学的风气，全国皆然。李鸿章曾就北洋水师学堂招生的困难感叹道：今入学堂者等于术艺（注：不是正经读书而是技艺），即一二拔出，亦不过兵官右职，不得比于正途。……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清门旧族，目矜地望，未必肯以子弟充当学生。引自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603页。洋务学堂的开办章程中也表示担心：“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因此，便以优厚待遇招徕学生，不仅全免食宿费，还给以赡养家庭的“赡银”资助。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初定“月给赡银一两”（购买力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0元，合2010年人民币280元），这在城乡百姓贫民的心目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洋务学堂的“招生章程”四处张贴、散发，还刊登在《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上，以广招徕；主办者并亲赴上海去挑选学生。即使如此，仍是投考者寥寥，且素质不佳，以致原定招收的60名尚不能满额。不得不在第二年再度公告招生，以增加赡银到“月给四两”（合1995年人民币640元，合2010年人民币1280元）来吸引考生。这四两银子的购买力值多少呢？可供当时一个“八口之家”每月的最低生活费。李鸿章署名发出的招生告示中称：兹距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惟额数未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材。细揣情由，似由赡银少薄，未足招徕。今本大臣将该堂原定章程，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峻之家咸知感奋。……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引自张焘《津门杂记》卷中《水师学堂》第67页。上海《申报》曾于1883年3月16日《津门近信》刊登关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则消息，内云：“兹悉水师学堂原定章程似嫌太密，刻已通融办理，但使年岁合例，能作一‘起讲’者即便收录，试学三月再定去留。水师、管轮各堂均收有六十人矣。”然而，依靠“增加赡银”的物质刺激（每月发4两白银，合1995年人民币640元，合2010年人民币1280元）招徕的学生，大多是下层贫苦子弟。其中为谋衣食而来者不少，素质较差，以致有人讽刺洋务学堂是“济贫之院”。李鸿章也承认，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之始：“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引自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载《适可斋记言》卷3。以这样粗浅的文化基础，新生在3至5年内，要学会外国语、数学及各项专门技术知识，还要兼习中文，课业负担很重。加以学堂的管理缺乏经验，学生良莠不齐。但终究还是培养出了一些人材，如后来创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是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周树人及二弟周作人曾分别于1898年和1901年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同文馆的师资薪水

按照原规划，同文馆的“教习”（师资），创建之初暂聘外国人担任，逐渐由本国人代替。后因课程扩充，大部分学科又无中国人能够讲授，只好继续聘请外籍教习；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而中国教习所期望的出路，还是在此混个两年以后，等待派给行政官职 （知县等），即所谓“仕途”。据《清会典》第100卷记载：凡教习有延订者、选举者、考充者。总教习及洋教习，就各国儒士中延访；其通洋学之汉教习，由各直省选举。其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三人。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视各馆学生多寡为定。学生有由沪粤同文馆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监送馆者，准其咨送顺天乡试。总教习、洋教习则优其薪俸；汉教习则视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请优叙焉。教习满二年者，无论举贡，皆奏请以知县用。又二年，则奏请分省，遇缺即补，并加衔。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年俸12000两。而洋人教习的月薪每月几百或几十两不等，但明显高于中国教习很多倍。华人中文教习每月仅给薪水12两银子，合每年144两（当时1两银子购买力约合1995年人民币140元，合2010年人民币280元）。

同治八年（1869），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教务长），任职直到1894年，教龄（职龄）长达2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后，丁韪良又担任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