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者40两，九品官者32两5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

清宣统二年（1910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7钱2分，含纯银九成。也就是1两白银折合 14 银圆。所以，膏火银3 两折合银圆4圆2角，15两折合银圆21圆整。

那么，当时银圆的购买力如何呢？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得到如下参照值--1872年1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1995年人民币140元，今（2010年）人民币280元；1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100元，今（2010年）人民币200元；1枚铜元约合1995年人民币1元，今（2010年）人民币2元。

1901年1两白银约合1995年人民币100元，今（2010年）人民币200元；1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70元，今（2010年）人民币140元；1枚铜元约合1995年人民币7角，今（2010年）人民币1元4角。

1911年1两白银约合1995年人民币70元，今（2010年）人民币140元；1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50元，今（2010年）人民币100元；1枚铜元约合1995年人民币5角，今（2010年）人民币1元。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银两、银圆、铜元的价值可得到具体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学生的银两津贴，其购买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折合1995年人民币4500元，合2010年人民币9000元）；八品官者40两，折合2010年人民币8000元；九品官者32两5钱，折合2010年人民币6500元。

每月增发的助学津贴：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折合1995年人民币300元，合2010年人民币600元）至15两（折合1995年人民币1500元，合2010年人民币3000元）。

可见当时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学宿费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还有相当多的生活津贴作为日常零用，那待遇确实不算低了。

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同文馆学生里面，有一位齐如山（1877～1962）是河北高阳人。他和弟弟齐寿山（1881～1965）到了民国初年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齐如山20岁左右时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价变迁》一文中，回忆19世纪末年京师（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价，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记录--约在光绪二十三四年（1897～1898）彼时余正肄业同文馆，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学家吃便饭，如有四个客，四个碟，饮酒吃打卤面，所费不过当十钱两吊，即98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8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8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6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4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40枚，猪肉约合15枚，酒约合15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200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白银1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14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1圆折合制钱大约1000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00枚。当10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元、2010年人民币28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带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1995年人民币14元、2010年人民币28元。而他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1995年人民币700元、2010年人民币14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在当时普遍贫困的社会状况下，就算是相当不错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已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鲁迅原名周樟寿，号豫才。戊戌年（1898）鲁迅18岁，要往南京去进新式的洋务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