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周树人于戊戌年（1898）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17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4月中考取了试读生，3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2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9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1898）以后不久，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2两（约合1995年人民币200元，合2010年人民币4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1圆加制钱361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阴历）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12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8时到午后4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6人，汉文4人，兵操体操各1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100至120人之间吧。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1两（约合1995年人民币100元、2010年人民币2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使规模较大的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外交部）于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课程。1866年后才附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然而水平不高，学员的兴趣也不大，成就与影响甚微。

这些都属于“洋务派”的实用专科学堂，尚缺乏现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先进观念，也缺乏现代化的数、理、化、生物、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系统方法。但它们毕竟成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的起点，揭开了我国现代化的扉页，尽管还仅是脆弱的一页。

梁启超对于官立洋务学堂的洋教习，曾指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梁启超认为：“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乃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启超《学校余论》及《论师范》，《饮冰室合集》第1册。

当时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说，京师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10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儿不想教下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

当然，同文馆并非一事无成，它曾为洋务派所办的机构，输送了一批外文翻译和官吏。而洋务派后来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乃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同文馆的“译员班”在30年间陆续地翻译出版了20余种书籍，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30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卷1，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丧权辱国被迫签约，满清朝廷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白银 23 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满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 08 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严复呼吁救亡，而救亡必须启蒙。从救亡启蒙运动中，一些觉悟的文人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文化人。启蒙起点之二：清末民办报刊的售价、稿酬及版税

近代我国封建文人向文化人的过渡，还有个重要标志，就是民办报刊、新闻出版行业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稿酬版税制度的诞生。它们组合在一起，是构成现代文化市场的必要条件。

民办报刊的兴起，给近代文化人提供了有效的发表场所和舆论阵地，使得救亡和启蒙的使命、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而稿酬制度的形成，使得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原则，获得文化市场的保障，具备了可靠的经济基础。这两者，都是我国封建专制时代难以设想的。

鸦片战争前后，在香港、澳门、广州陆续出版了一些外文（大多为英文）报刊，起先是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主持的。1853年9月出现了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弥贯珍》（ Chinese  Serial ），由伦敦布道会下属的马礼逊教育会和英华书院合办。经费主要来自教会及英美在华人士捐助。每月一期，印3000份，发行于香港、澳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即最早的一些通商口岸。到1856年5月（第33号）停刊。

此后十几年内，中文报界的主要根据地在香港，如1858年创办的《香港船头货纸》，1864年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64年王韬主编的《近世编录》；1865年创办的《中外新闻七日报》一说原创于广州。，1872年改名为《香港华字日报》，还有1874年初创刊的《循环日报》等，几乎全是商业性报纸。

20世纪6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迎头赶上。1861～1895年间，上海先后出现了中文报刊30多种，占当时全国中文报刊近2/3。因为上海在1843年成为对西方通商的口岸以后,城市（主要是各国租界）迅速开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原先狭小的文化市场随之扩大规模。先是洋人的印书馆, 后是华人的石印书局, 以及各类报刊纷纷出现；19世纪70年代上海已有书局八九家, 所刻印的书画进入市场,另有若干译书机构,部分书籍也流向市场。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商业性的中文报刊如《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民报》、《新闻报》等传媒，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我国“洋务运动”即早期现代化进程。

我根据历史资料估计，在上海和东南沿海一带的新派文化人大约有1000名左右，在北京天津一带的新派文化人也只有1000名左右。其他各地（如武汉、长沙、成都等）零星的新派文化人，分布如同星星之火苗。启蒙起点之二：清末民办报刊的售价、稿酬及版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