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到日本东京去，由日本人主考，因为日本人不相信中国官僚，怕他们徇私舞弊。

去日本有利的条件很多：首先，由日本人主考，非亲非故，一定非常公正，只要自己有本领，就可以考取；第二，当时欧战初起，金贱银贵，中国银圆100圆可以换300多日元票；第三，当时去日本国不要任何签证手续，去日本同从湖南去湖北一样，自由进出，甚至比由湖南去天津去北京还要方便。但是有一个难题，就是先得学好日文，否则谈不上投考。

20世纪30年代要去日本留学，得筹到120圆到150圆，这样可换日元400多圆做旅费。

有史料记载：1931年张光人（胡风）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45日圆。这就是说：1931年在日本留学的庚款补助金为每月90日圆。20世纪20～30年代出国留学的费用

那么，20世纪30年代如果自费出国到欧美留学，需要多少费用呢？ 我们从当时柔石的家信里，可以得知一个大概。

1928年夏天柔石到上海，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扶持。父母将他存放在咸货店的500银圆寄给他。不久，柔石又写信给老家说：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五百银圆还不够盘缠（路费）呢。几乎同时的李金发、艾青等人出国去巴黎工读，至少要准备1千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3万5千元，合2010年人民币7万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

柔石在通信中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圆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圆。……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参看《柔石日记》第152页。“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

20世纪20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    1919年，19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300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100银圆。

到法国后，李金发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100法郎（合10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150法郎（合10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5法郎（合5角钱）。1920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

1929年春，19岁的艾青（当时名蒋海澄）从父亲那里得到1000块银圆，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三等舱），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到巴黎学习美术。同行的有杭州国立艺术院水彩画教师孙福熙和他的哥哥孙伏园等。蒋海澄在巴黎第六区伏斯拉尔大街里斯本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室内有一个下水管道，所以房租便宜得很，每月50法郎这个旅社到1982年还在，参看《艾青谈诗》214～215页。。

他找到一家美国老板开办的工艺作坊，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他的工作是用中国漆把买主的签名描绘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一上午可以描绘20个签名，收入20法郎。

在巴黎餐馆一顿普通的饭要付5法郎。为了节省，他去学生食堂就餐，一张饭票只要3法郎。这位穷留学生对朋友却很慷慨。他跟李又然在学生食堂初次认识的时候，看李付不起饭费，就一次送给李10张饭票外加50法郎引自李又然《诗人艾青》一文。。

英、法、比等国陆续退庚子赔款赞助留学（1933～1944年）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子赔款之后，别的庚款债权国怎么办？在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贤达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庚款”而进行了不懈努力。

在美国宣布退庚子赔款之后，起初英国曾发表声明，说对中国的赔款“没有理由做出任何变动”。不料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改变口径，说愿意按照美国的方式退还庚子赔款。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并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5年。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同时国人也意识到：庚子赔款惩戒的对象（满清政府）已不复存在，这时仍要一个战时盟国交纳昔日战争贡金，就没有道理了。这就形成了一致的社会舆论，要求政府负起交涉责任，让有关国家无条件退还庚子赔款。

但英国政府一直延至1922年12月才发表宣言，称准备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以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宣言发表后，在华英国教会和部分商人却又企图取得对这笔退款的控制权。上海的英商公会提出，英国应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维持英国人在华举办留学英国期间的生活的教育事业、医学事业以及由英国人管理的中等教育和附属小学，并用做英国式工业教育津贴等等，明显是想利用庚子赔款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

消息传出，中华教育改进社立即带头抵制，并敦促北洋政府，授权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为特命代表前往英国交涉。1924年3月29日，蔡元培携夫人周养浩抵达伦敦。在短短10天内，蔡元培通过旋风般的外交，使交涉有了很大进展。蔡先生还起草了《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分送英国国会和外交部。其要点为：此款主要部分用来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一部分用于资助某些著名大学建立或扩展科技系科；一部分分配给某些国立大学用以购置研究英国科学、艺术、文学的设备，并从中拨出一些专款作基金，用于聘教授，购图书，为研究生设奖学金；一部分设立基金，用做派遣我国大学教师、毕业生赴英学习费用；一部分作为邀请英国学者来华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费用；一小部分用于购回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一部分用于英中两国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这份备忘录成为解决问题时的重要蓝本。

1925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中国赔款案”，延至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方成立，其中华籍10人，英籍5人，推选朱家骅为董事长。运作方法，是将大部分庚款借贷给有关部门及企业，用滋生的利息来支付各项文教费用，这是继美国之后最有成效的“庚款兴学”机构。

1933年成立了庚款留英招考委员会，委员主要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师组成，而理化两科由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教授主持。他们成了中国现代科教史上最杰出的伯乐。由中英庚款选派的留学生，目标定在培养博士。从1933年至1944年，连续举办了九届考选，每届录取名额约20人，先后有193名被选送赴英国留学，其中有王葆仁、吴大任、王之卓、张文裕、钱钟书、翁文波、卢嘉锡、王应睐、钱伟长、曹日昌、黄昆等。

继英国之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也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俄国十月革命后终止该条约）。其中，获法国庚款留学的有钱三强、杨承宗、吴文俊等，获比利时庚款留学的有童第周、钱令希、吴作人等。

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相当于当时法币4千圆，1995年人民币12万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庚款留学生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