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80圆）。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有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20世纪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1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后来的茅盾）、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1923年2月20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级）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级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1924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究竟。

《晨报副刊》1924年8月28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9月2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顾颉刚在商务的待遇

1920年，顾颉刚27岁时从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对于职业他可以有几个选择，一是担任图书馆馆员，起点月薪为50银圆；二是担任北大预科教员，如果每星期担任6个钟点课，每个钟点3圆，月收人可得72银圆。他为了满足自己对于历史学研究的爱好，选择了图书馆员的工作，同时在北大研究所兼职。

由于在苏州老家的祖母病危，顾颉刚于1922年3月请长假归家，他在北京图书馆和研究所的职务均请人代理。

当时教育部颁布新学制，将中学五年级为初中及高中各三年。于是经胡适介绍，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新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可以在苏州家中工作，预支酬金每月30银圆。

1922年12月初，顾颉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专任编辑”，每日上班6小时，与叶圣陶一同编写《初中国语》教科书，又协助王伯祥编写《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约定月薪100圆据顾颉刚1922年11月30日给胡适的信。。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上海商务印书馆，回到北京大学研究所任职。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大。

20世纪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56页。：

姓名职务1921 年1922 年1923 年1924 年鲍仲言总经理8000 圆9000 圆7000 圆6750 圆高翰卿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张元济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高梦旦所长6800  7000   6500   5525王云五所长8000  4000   5000   4250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15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20圆至50圆；下手10圆至30圆；学徒1圆至10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20文；二页的每千页50文；三页的每千页70文；四页的每千页90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7文，也有每千页9文的。钉书：本装一本5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