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职员沈雁冰 (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戊、学生满1年加1圆，满2年加2圆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1932年日寇炸毁商务印书馆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10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46万册珍贵书籍。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本轰炸机投弹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46万册书籍毁于一旦。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中华书局的筹备和崛起

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界，提起高等教育，首先想到北大、清华，若是提起图书出版，那么首先想到的就是商务、中华。

说来也凑巧，京师大学堂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在清末维新变法时期（1897～1898）诞生的，而清华学堂和中华书局都是在推翻大清帝国成立中华民国时（1911～1912）诞生的。前后相差14年左右。可说商务、北大属于第一代，而清华、中华属于第二代，他们之间都有盘根错节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是全国学术教育中心，北大和清华1926年以前没有大学部，而称为“清华学校”。执其牛耳；上海是全国图书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执其牛耳。彼此既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又是密切的左膀右臂。在商务母体中孕育

1912年元旦，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同一天，中华书局宣布成立于上海。关于中华书局的创办人，过去一般文献中只列出四名，或将“沈继方（季方）”误作“沈知方（芝方）”，多少年来以讹传讹。本书特此纠正。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沈继方，字季方，最先任中华书局监察、理事，在创办人会议记录里面有明确记载。但是有关书刊如：《陆费伯鸿先生年谱》；《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出版大事年表》；熊尚厚《陆费逵》，《中华民国史料丛刊·人物传记(五)》第81页，《民国人物传》第3卷第230页，《回忆中华书局》上册第1页，皆误为“沈知方”。沈继方，原在商务印书馆负责保管合同、书柬、重要契据文件，就是做秘书档案工作。高凤池曾说：“季方为瑞翁 (夏瑞芳) 第一心腹，素来较自己亲戚尤厚。”在1910年6月底的橡皮股风潮中受连累破产，7月底离开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52页)，1911年积极参加中华书局的筹备工作；1916年病故。而沈知方（芝方）则到1913年2月才进入中华书局担任副局长；后因兼营别的企业一度破产，又曾挪用中华书局3万圆款项，1917年1月向董事会辞职。1921年7月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在出版界跟商务、中华相抗衡，成三足鼎立之势。此注文参照《中华书局大事纪要》及《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回忆中华书局》、《我与中华书局》等书综合考订而成。

中华书局可说是在商务印书馆的母体中孕育、分化出来的。它诞生的契机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改朝换代，它的主要创办人是原商务印书馆的几位骨干陆费逵（当时年仅26岁）、戴克敦(40岁)、沈继方等。它抓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为中华民国新政权服务、编印销售革新版的全套中小学教材--中华教科书。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日俱增，使中华书局异军突起，迅速取得跟商务印书馆相抗衡的亚军地位。

陆费逵一直参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斗争。1911年（辛亥年）春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他帮助学生吕烈曜前往；起义失败后，吕烈曜受伤回到上海，陆费逵将他藏匿在自己家里。

夏天，陆费逵以记者身份北上，赴京师参加大清帝国政府学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会长是张謇先生。开会期间又参加民间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座谈，会长是张元济先生。会上通过陆费逵起草的章程。会后陆费逵赴天津参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高等工业学堂，南开中学堂，师范学堂，模范小学堂，督署小学堂，民立第一、二小学堂，官立女子小学堂等新学校。

10月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以后，陆费逵预料推翻清朝、实行共和的革命必胜，教科书应有重大革新。他曾建议商务印书馆立即编一套适合于共和政体的中小学教材备用，但是商务当局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准备。陆费逵就决定自己另创书局，首先专营新教材的出版事业。他约请戴克敦（懋哉）、陈寅（协恭）、沈颐（朵山）等在家编写新的中、小学课本，定稿后秘密排校，出版时定名为《中华教科书》，封面和书中首次将“大清帝国”的黄龙旗换成中华民国的五色共和旗。1912年初，第一批“中华教科书”推向教育市场。计有--

初等小学的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5种课本40册，配套的教授书（教学指南）3种24册；高等小学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8种课本33册，配套的教授书6种28册，并准备继续编定、印行中学、师范用书共27种50册。一年内出齐。

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初创的时候，合资者仅为陆费逵（伯鸿1886～1941）、戴克敦(懋哉1872～1925)、陈寅(协恭1882～1934)3人。戴克敦原为商务印书馆编辑，陈寅原为文明书局职员。1912年2月，又加入沈继方(季方)、沈颐(朵山)，改为5人合资公司。沈继方原为商务印书馆职员，沈颐为中华教科书主编之一。后来所称的中华书局创办人，就是指这五个人，都是陆费逵的同事好友。中华书局发展的轨迹

1912年2月20日，中华书局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规定创办者5人为营业主体，重大事件由“创办人会议”决定。创办的5人之间订有合同，规定了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局长陆费逵为营业代表，用人、行政统由主持，也订有合同作具体规定。戴克敦担任编辑长，陈寅担任事务长，另外两人为监察、理事。

创办之初，为股份有限公司，成员不满10人。股本为25,000银圆；其中陈寅以初编的字典稿本作股份2000银圆。6月改为股份无限公司。10月份以后扩充至75,000银圆，其中创办人占50,000银圆，留出25,000银圆，以备中华书局内部的办事人之无股者及外间有关系者今后加入。这样，中华书局的股份开始向社会作有条件的开放。

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设虹口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编辑所后迁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设抛球场今南京东路河南路口。。以发行新编《中华教科书》著名，后几独占教科书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