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设分支局40处，职工两千余人，在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建成五层楼新店，在静安寺路设立印刷总厂。主要股东有戴懋哉、范源濂、陈仲瑀、宋耀如等，资本达160万元，成为合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设备属远东第一流。

1929年在昆明路设立中华教育用具厂，制造各种教育用具、文化用品，并与欧美厂商挂钩，独家经销其出品的文具仪器等。另兼制施教用具，有中华英语唱片、标准国语国音唱片等，附以课本，便利自学。1935年建成澳门路新厂，除印本版图书外，承接外来印件。

1937年3月投资40万元在上海市建成保安实业公司，制造防毒面具、桅灯、登陆艇等，供战备之用。

抗战前资本达国币400万元，分支局50处，分销处千余家，所设函授学校毕业学员数万人。其多种经营出于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方针，以商养文。

抗战以后上海总办事处解散，1942年在重庆设总管理处，复员后返回上海市。截至1949年计出书5700种以上，重要书籍有《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新文化丛书》、《社会科学丛书》等。先后创办及代印发行期刊近四十种，销数以《小朋友》届首，其次是《新中华》、《中华英文周报》。历任编辑所长戴克敦、范源濂、舒新城。“教科书革命”

中华民国元年（1912）初，陆费逵26岁时，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民国普通学制议》、《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新学制之要求》、《教科书革命》等文章。《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指出：“教育方针当与国是一致，尤当合世界之潮流”，并以培养“勤俭、耐劳、自立、自营”的人为第一要义。《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提出应以养成中华共和国民为教育宗旨，当务之急是：“一、迅速宣布教育方针，二、颁令普通学校暂行简章，三、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四、规定行政权限。”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决策

看到该文后，教育总长蔡元培从首都南京前来上海，会同陆费逵和蒋维乔商谈教育事宜。 陆费逵回忆道：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孑民先生任教育总长，就任之初即来上海与同人商教育进行。蔡先生拟刊行白话日报并修改前清学部教科书。我少年气盛，猝答曰：“白话日报固为开民智之重要工具，但只可提倡民间为之，或由政府别行组织，非教育部之紧急工作。前清学部教科书，内容不合共和政体处，较民间出版者尤多，改不胜改。且编法太旧，文字太深，即改亦不合用。不如通令各学校仍用民间已出之教科书，其与共和政体不合者，列表删改可也。今距春季开学不过月余，政体初更，各省皇皇不知如何措手。我以为去泰去甚，定一暂行办法，并将要旨先电各省教育司，俾得早日准备开学，教育部第一步工作此为最要。”蔡先生以为然，并嘱起草。我与蒋竹庄（维乔）先生商定一稿，即元年一月所颁之《暂行办法》及四条通电。其内容大体根据陆费逵三年来所研究的结果，如缩短在学年限（中小学改为共十二年），减少授课时间，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均藉蔡先生采纳而得实行，其愉快为何如也。民元以後，我主持中华书局。引自陆费逵《我青年时代的自修》一文，1940年2月15日于香港。他们提出共和政体初创、春季开学在即，宜即制定暂行办法，分电各省教育司，使之有所遵循。蔡元培深为赞同，委托陆费逵和蒋维乔两人起草《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以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由教育部于1912年1月l9日通令施行，被称为民国教育史的开端。教育部还委托陆费逵组织读音统一会。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前满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原先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集成与中国图书公司等编印的中小学堂教科书，是大清帝国学部颁行的，内容多有不妥之处，而且书上印有大清的黄龙旗，受到“一律禁用”的命运。于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有“五族共和”五色旗的中小学教科书风行一时。“中华教科书”不仅开十余年来中小学教育的新纪元，也是推翻了两千年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民主教科书。

中华书局开创的地址在上海外滩四马路东面老巡捕房对门，租赁楼下店面三间，当时连编辑和办事人员在内共约10人。

据《中华书局三年纪略》载，开始营业于“二月初”，这个《纪略》是董事会向股东会的报告文件。而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一文《回忆中华书局》上册第72页。 引陈协恭《中华书局一分子的话》为“2月22日开始营业，伯鸿是辛亥大除夕（元年2月17日）进局的，我却先三个月”。按1912年2月22日为阴历正月初五。

1912年2月23日，也就是中华书局正式营业的第二天，在《申报》刊登了《中华书局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压抑不遗余力，教科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书。

哀哉！未来之国民，究有何辜，而受此精神上之惨虐也？！

同人默察时局，睠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

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

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辉煌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则同人所馨香祷祝者也。

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左：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中华教科书”一枝独秀

中华书局正式门市营业之后，第一天销售额只有银大洋5圆，同人心中不安“惴惴之情现于颜色”；第二天销售额100银圆，第三天有批发业务，销售额猛然增加到600银圆。此后随着全国各地小学寒假后开学日期的临近，“中华教科书”的销售额急速上升。为了赶印教科书，2月份更在福州路惠福里(工部局之东) 添设印刷所，增加印刷机六台。

市上原通行的教科书已陈旧，一时来不及修改，而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内容合乎共和体制，如在国文教科书中宣扬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倡“爱国旗、爱中华”，称临时大总统孙文“为共和奔走二十余年，是中国第一伟人”。因此，印有五色共和旗的整套中华教科书，一年内几乎独占了小学教科书市场。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几种，据陆费逵记载：“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远销西南云贵、西北陕甘诸省，及南洋、美洲各埠为华人子弟争相购读。

这一年中华书局营业额达到20多万银圆（合1995年人民币1千多万元），财源滚滚不断，汹汹而来。

与之相比，文明书局、集成与中国图书公司等遭到惨败，终于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运（见下文）；而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急起直追，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赶紧编印新的“共和国教科书”，挽回了劣势，恢复了领先地位。

中华书局于3月25日创办《中华教育界》月刊，本着“研究教育，促进文化”的宗旨，围绕教育制度改革，探讨和介绍西方教育思想、内容、政策、设施和教育法。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刊物之一。共出版25卷，到1937年8月于抗日战争中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