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可注意的是中华书局出版了顾琅、周树人著《中国矿产志》（订正四版），作为教学参考用书。第一年编译出版书籍150种580册。

到11月间，中华书局编辑员增加到40余名、办事员50余名，人员扩充10倍，已有的店铺不够用了，乃迁移到河南路5号原抛球场普惠药房旧址。的三开间三层楼房。楼下为发行所，二楼为营业所，三楼为编辑所。

中华书局营业的头一年内，就在各省开始设分局或经理处，据1912年12月29日《申报》广告，有北京市、直隶（河北）天津、奉天（辽宁沈阳）、江西南昌、湖北汉口、广东广州、浙江杭州、江苏南京、福建温州九处。中华书局初期设立分局的原则，主要是跟各地原有书店或士绅合办为主，重要城市而没有当地人士合办者，中华书局总局才自己派人前往开设。1912年12月，陆费逵带领戴克敦（懋哉）去北京、天津、奉天、汉口等地，布置分局事宜。从此中华书局面向全国，星罗棋布地扩张地盘。中华书局的编辑待遇和作者稿酬

中华书局的编辑也是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起点为20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起点100圆，这都比商务印书馆略低，但是仍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又，根据编辑的实际成效，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中华书局稿酬标准，也比商务印书馆略低，例如：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征集小说，备刊行小说界，编译均可。”公布的稿酬标准分为四个档次：

（甲）千字5圆，（乙）千字2圆5角，（丙）千字1圆5角，（丁）千字1圆。

长篇以8万字为限，短篇至少4千字。1914年1月创刊。中华书局元勋陆费逵

如果说蔡元培是“北京大学风格”的代表，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风格”的代表，那么，陆费逵就是“中华书局风格”的代表。

陆费逵 (1886～1941) 复姓陆费，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从1912年以后30年间，中华书局上下都称呼他“伯鸿先生”。曾祖陆费墀为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等，故家学渊源。伯鸿的父亲陆费芷沧，在满清末年曾为陕西省汉中府的幕僚，所以陆费逵生于汉中。1891年5岁时，随父亲迁居江西南昌。幼小承母亲教育，研读经史书籍。少年时代遍读新书新报，学习英文、日文。1903年，随日文教师吕星如前往湖北武昌，当时革命思想大盛，便与革命党人往来。以有感于买书难，次年与同学合伙设新学界书店于武昌横街，任经理，销售《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一面参与组织日知会，起草会章，任评议员。1905年，与张汉杰、冯特民接办《楚报》，任主笔，因粤汉路借款问题著论文当道，被查封。陆费逵受通缉，出走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参加上海书业商会筹备工作，是三人评议员之一，兼书记。主编《图书月报》，载有陆费逵所作《中国书业预算表》一文，对当时我国没有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规模书业，表示愤慨。他说：今日上海书业不下百家，贸迁之盛固甲全国矣，然细审此百家中，其资本出诸外人者若干家；其资本虽非出之外人，而物品纸张模字来自外洋者若干家；其资本微末者，且重贩于此若干家之手，更无论矣。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主之书籍商，呜呼，何其怪也，何其怪也!于是他自诩“书业”为终身职业。1906年陆费逵担任文明书局编辑，并掌管印刷发行，兼文明小学校长，每日工作十余小时，增加不少经验。

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初为国文部编辑员，第二年继任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商务印书馆的交通部主管宣传、推广、通讯、交际等工作，又兼任《教育杂志》及师范讲义部主任。1910年2月由高梦旦先生介绍，他的侄女高君隐爱国女校毕业生。嫁给了陆费逵。

陆费逵非常勤奋和好学，从17岁到26岁，每天早6时到8时一定自修，晚间也差不多总是自修或编著。19岁著《正则东语》教科书，20岁为汉口《楚报》撰论文小说，21岁著《本国地理》，为《申报》、《南方报》作论说。后来编教科书，主持《教育杂志》和《师范讲义》。自己编著的有：文明书店的《修身》、《国文》、《算术》；商务印书馆的《简明修身》、《最新商业修身讲义》、《伦理学讲义》、《学校管理法讲义》等。26岁以后，职务繁忙，不能从事编书，但计划编辑、校阅稿件和作论文却永不间断。每日总有一两小时读书看报刊杂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陆费逵预料大清帝国必被推翻，教科书应予革新。于是邀集同事戴克敦、陈寅、沈颐等，秘密编辑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书，预做准备。暗地里筹备创设中华书局，并研究书业的前途，以日本书业和人口与中国做比较，觉得前途希望很大。

陆费逵关心政治，全力支持新文化发展。1919年7月撰有《学界风潮感言》一文，称当时的五四运动为“此数十万学生（罢课）之牺牲，与各埠千百万人之罢市罢工，实真正民意之表示”，“可提起国民爱国之精神、团结之巩固，其关系实大，愿吾工商学界勉之，其前途殊未可限量。”

1937年7月全面抗战，陆费逵在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由舒新城负责；自己去香港设立驻港办事处，仍努力编印中小学教科书，支援抗日战争。

直到1941年赴重庆后在国难中去世，陆费逵全身心维系在中华书局，三十年如一日，毕生尽瘁于此。我国几代人是从小在“中华教科书”的爱国、民主、科学思想熏陶下长大的；《中华大词典》、《辞海》以及中华书局编印出版的许多书籍，对于新文化功德无量。后人将永远记住陆费逵的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

--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86 % 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3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陈注：棋盘街，位于上海外滩，在今延安东路与福州路之间的河南中路两侧。以街道纵横排列形似棋盘而得名。19世纪末，棋盘街仅仅指福州路至广东路的河南路一段，后来向北发展到九江路、汉口路一带。当时为上海繁华的商业中心，20世纪初开始有书店、文具店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在此设立发行所；20世纪20～30年代，棋盘街逐步形成文化市场，是书籍、文具的营业和批发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棋盘街衰落。。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中国80 % 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外滩著名的四马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