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国故派”代表人物刘师培，也是陈独秀将之引进北大的，尽管他不是《新青年》派的。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将民国最大的“海归”（至少在人文学科可作如是观）胡适招引到了北大。众所周知，把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兴，通常以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近年海外有人说，胡适早在1908年上海编《竟业旬报》时就结识了陈独秀，然未提供依据。若然，1915年陈向胡约稿何必请汪孟邹作中介呢？此前之1914年夏陈独秀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创编《甲寅》杂志，留美的胡适即是其作者之一；他们当有过神交。

1915年10月6日，陈、胡的共同朋友汪孟邹(名炼)将刚创办的《青年》杂志寄给留美的胡适，并受陈独秀之托，向胡适约稿。两个月后，汪孟邹又写信给胡适，说“陈君望兄来文甚于望岁”。期望之殷无以复加，由此足见陈独秀为人诚挚。

胡适当时正在忙他的博士论文，课暇有限，无奈汪孟邹催促再三，便于1916年2月初，赶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结缘。从此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相辅相成，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不可或缺亦不可多得的佳话。

1916年8月21日，胡适致信陈独秀，批评中国“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进而献计陈氏：“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一得之愚。”胡适：《致陈独秀》，《胡适书信集》第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1版。所谓“一得之愚”即文学改革的“八不主义”：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是胡适从1915年夏到1916年春，与留美同学辩难中所得。谁想到他身边留美同学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胡适被“逼上梁山”，孤军作战。陈独秀早认“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欲谋改革”。今见胡信则“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催促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书信集》第46页。。真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陈独秀与胡适隔海切磋，胡适写成《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心中的誓词是“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出手却叫“改良刍议”，是因为“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胡适将“刍议”用复写纸写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发表,了无声响；另一份寄给陈独秀，陈“快慰无似”，立即刊之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这一期的《新青年》，正好出版于1917年1月1日。胡适寄自美国的“刍议”，不仅是对国内学界美好的元旦献礼，而且果成“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新的一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新文化运动也因胡适之独特贡献而顿添异彩。

此时陈独秀正准备迁家北上，他仍高屋建瓴地从胡适“刍议”中提取一个核心命题：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指明了新文学运动的方向。在春节期间挥动如椽巨笔，写下了震撼文林的《文学革命论》，以空前的热情与胆略宣告：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但以往的研究对这份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很不够，仅视为对胡适《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实陈文不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其思想内涵是极为深刻而丰富的。相对而言，胡适的“刍议”偏于消极破坏，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才是有破有立的宣言。当年的青年将胡适与陈独秀这两篇名文视为“圣经”。《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时为1917年2月1日。是时陈独秀刚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有陈独秀的呼应与升华，有《新青年》的鼓吹之力，胡适一举成名。《文学改良刍议》如今看来其貌不扬，却“给胡适带来终身荣誉”（沈永宝语）。“暴得大名”，可能是胡适没走完博士学位最后程序就毅然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等他真正将博士文凭拿到手则是十年后的1927年，从而也因此发生出许多故事，那是后话。

其实在去年（1916）年底，陈独秀在北京与蔡元培相晤，就当面推荐过胡适，甚至说胡适当文科学长比他更合适。

1月13日，也即教育部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当天，汪孟邹就函告胡适：“炼于（1916年）11月28日与仲甫一同抵京……兄事已转达，仲甫已便代为谋就。孑民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汪孟邹《致胡适》,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兄事”即胡适托汪孟邹在国内谋教职之事。据胡适晚年回忆：“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陈独秀很快就致信胡适，创造性地“代达”校长美意。

适之先生左右：

奉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弟与盂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馀……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当为“北大校长”--引者注)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

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此数。……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陈独秀：《致胡适》，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陈独秀白(一九一七年一月)

世人都以为陈独秀是粗犷之人，没想到他会为尚未谋面的朋友胡适归国后的任职与兼职工作及其待遇，谋划得如此精细。真可谓“神交颇契”，定教尚在异邦的胡适感激不已。

北大要聘胡适任教，连在绩溪山中的胡母都知道。1月20日她高兴地致信胡适：“顷有人自都门来，道尔明年将受蔡元培先生之聘，担任京师大学文科教务。此说想自有因。谈者又谓，尔与尔二兄信道及此事，果系如此，自属的确，予亟为赞成。予意尔回国后，当以置身教育界惟最佳。以尔平日志行，万不可居政界，因近来政界龊龌特甚，且党同伐异，倾轧之风，若出一辙故也。”胡母：《致胡适》转见白吉庵《胡适传》第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