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胡适认为蒋介石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纵观历史，又何止蒋介石呢？不过，胡如此达观的说法是1935年的后见之明，当初他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持有异议。而轮到陈独秀去开导他：“先生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陈独秀还认为，今天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有为等)；今天的革新派，将来也可能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斗争，也便没有止期。革新派对待保守派，当然要大声疾呼，攻击他们的短处，但“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陈独秀：《致胡适》（1919年初），未刊稿；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陈独秀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其实保守派的教授也膺服蔡元培。

我们曾感慨，如果没有《新青年》派的教授，北大有何人文精神可言；那么，现在我们又该说，如果没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文化保守主义的教授，北大还能成其为北大么？因为正如陈独秀所说“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的学问”，而现代大学，这里既是思想家的圣地，也是学术家的乐园。蒋梦麟对之曾有过令人神往的描绘：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21页。

这就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执掌北大不到一年时间，就以他特殊的魄力与魅力融入北大群落、融入北大历史。1917年底北大二十周年校庆之际，北大教授、著名词人吴梅作纪念歌，就在歌颂“先生蔡”，其歌有云：“沧海动风雷，弦涌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培栽。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十一、蔡元培兼容并包中“倔强的坚持”

但是蔡元培在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的斗争中，并非没有立场的和稀泥，或一味的“敷衍”。陈独秀准确地说：

一般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

蒋梦麟则说：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澹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

发言作文不肯苟同。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不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蒋梦麟：《西潮·新潮》第308页。

兼容并包各路人才，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惟才是举，而非良莠并包。所以，蔡元培一方面是不拘一格聘请英才，另一方面是辞退不称职的中外教员。

自1917年3月起，北大先后辞退的外籍教员有克德来、燕瑞博、牛兰德、斯华鲁、伦特、纽伦等数人，其中多数为英籍。曾引起一场风波。蔡元培晚年回忆说：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着阑珊了起来。我们斟酌了一下，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长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在北大几乎酿造出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蔡元培却是中国近代史反孔教迷信的先驱。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就在教育部会中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6年从欧洲回国不久就发表演说“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同年12月26日在信教自由会上发表演说，对康有为等定孔教为国教“深致骇异”。他后来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对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陈独秀在一信中指出，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的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孔子，只是中国旧学的一部分，而非全体；经常伦理，只是孔学中的一部分，而非全体。“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法。”陈独秀：《致胡适》（1919年初），未刊稿，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130页。可是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反孔立场上是一致的。

蔡元培主张言文一致，国文“应以实用为主”。“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因而他断言：白话与文言的竞争中，“白话派一定占优胜”。蔡元培：《国文的将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