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陈独秀的去职与胡适的评说

不过，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似乎不满足于“文斗”，据说林纾还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

刘半农曾追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刘半农：《初期白话论稿·序自》，收《半农杂文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都曾在不同场合下言说过这种危机感。甚至传言，皖系军阀欲借机催残北大。陈独秀曾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陈独秀：《在欢送蔡元培出国宴会上致词》，《时报》1920年11月24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立即发表了一则重要启事：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此布。

虽不妨视之为主编坚持以“杂志”为中心，不想依附其他任何势力的意向，这与陈独秀注重“学术独立之神圣”，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的原则相吻合。不过值此危难之际，既非作此表白的时候，也无必要“反用欲盖弥彰的策略”与北大套近乎。因而更多的是针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希望减轻学校压力的策略性考虑。亦即蔡元培“公私之间，自有界限”的意思。果然一时间四方“集矢”于陈独秀。这才是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的形象。行笔至此，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起了鲁迅的一段名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唐俟（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章士钊说：“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郑学稼：《办〈青年杂志〉前陈独秀生活的片断》，台湾《传记文学》第13卷第4期（1968年10月1日）。作为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的陈独秀，更是位“肩住黑暗的闸门”的勇士。

对于陈独秀来说，公开论战，即便集矢一身，他也能从容应战。可怕的是对方“倚靠权势”之余“暗中造谣”。

3月10日，胡适致函“北大日刊”辟谣：“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愈传愈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328号（1919年3月10日）。

3月16日陈独秀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详尽引用了京、沪各报有关谣言的报道：

上海《时事新报》说道：“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华新报》说道：“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之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失坠，饭碗打破，遂拼命为轨道外的反对，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钱的权力，要想用‘驱逐’二字吓人。这本来是他们的人格问题，真不值污我这枝笔。”

《中华新报》又说道：“北京非首善之区乎?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华新报》又说道：“自此事之起，舆论界及一般新教育界，当然义愤之极，以为这是辱没了学者，四君等当然不能受此奇耻。惟记者以为究竟是谁的耻辱?与其曰受者之耻辱，毋宁曰施者之耻辱，与其曰四君等之耻辱，毋宁曰中国全体民族之耻辱。”

上海《民国日报》说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中略），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挥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而遂弃此大学以去也。”

北京《晨报》说道：“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故连日每有所闻，未敢据以登载。嗣经详细调查，知此说实绝无影响。不过因顽旧者流，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国民公报》说道：“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中略）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尝读书，常怀一疑问，闻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陈独秀有倾向地筛选若干媒体的言论，从中不难看出关于北大“新青年”派的谣言来势何其汹涌。陈独秀说：“《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的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陈独秀以《新青年》提倡新文化，鼓吹科学、民主，引起北大校内外保守势力的惊恐与反对。林纾仅一特殊代表人物，保守势力远非他一人。若仅他一人，就不会掀起如许波澜。

1919年3月26日，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批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接着是参议员张元奇等趁机起哄，张赴教育部约见教育总长，要求教育部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将由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实则是要弹劾蔡元培，胁迫蔡元培处置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