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蔡元培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甚至要“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写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各国”，以制服当局之“无道”。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信选》中册第289、291页。但未久，旧势力在攻击陈独秀覆孔孟、铲常伦的同时，抓住其所谓“私德不检”处大做文章，“一时争传其事”，闹得满城风雨，使局面异常复杂化。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约几位新文化运动“关系诸君”在汤尔和家中商议北大事宜。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汤尔和“议论风生”，“力言其(按，指独秀)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大学师表”?汤后来在致胡适信中说：“忆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信选》中册第289、291页。这是1935年12月28日的信，隔一日汤又致信胡适，说：“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鞴而去”，“又弟意当时陈君若非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不动摇，亦属疑问。”可见“私德不好”只是托词，深层原因是汤等北大同人也视陈独秀的激进思想为异端，会构成极大刺激而不容他。但“私德不好”的托词，却令蔡元培不得不重新考虑陈独秀的问题。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说：“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消遣者，以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但陈独秀为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发表进德会宣言的《北京大学日刊》也由他编辑。己不正，焉正人?陈独秀理当洁身自好，但陈又确实放荡不羁而时入花柳场。进德会似乎兼有江湖与宗教色彩，不容会员破戒。作为进德会会长蔡元培，则颇为汤尔和、沈尹默关于陈“私德不检”的议论所动。当初(1917年)是汤尔和与沈尹默向蔡推荐，蔡“三顾茅庐”般请陈来任北大文科学长的，现在又是这个汤尔和力主北大当去陈。出于校内外之舆论压力，蔡元培将原计划暑假后实行的学制调整、撤消文理科界限等改革方案，提前到4月8日实施。

蔡元培当天召集文理科教授会主任会议讨论公布这个结果，并于4月16日上报教育部备案。

既要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又尽量不伤他的面子，蔡元培着实在技巧上费了一番心事。免职后的陈独秀仍被聘为教授，给假一年备“宋史”新课。陈独秀也就仍在北大编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陈独秀非常理解蔡元培的良苦用心，倒是对“谋客”汤尔和有怨气。汤有日记：“（某日）五时后回寓，途中遇到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3页。

3月26日晚的会议，胡适非但没有参加，而且会上有人提出“对胡适加以约制”。陈独秀的去职，对胡适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4月7日汪孟邹有信致胡适：“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战，不胜盼念之至。”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档案》，中国社科院存。不过也有人认为陈独秀的去职未必是坏事，如余斐山4月27日有信致胡适说：“这一趟独秀先生辞了学长的职，我觉得是好的。先生何不劝他南下，把《新青年》大大的扩充成功一种输进新文化，改良社会的唯一无二的杂志，岂不是更有裨于社会吗？”余斐山：《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1页。其实胡适最担心的就是陈独秀脱离北大方阵，南下另谋发展。应该说，事后惟有胡适对此事之评判最精当。1935年胡适借阅了汤尔和当年的日记，了解当时情况。然后几次有信致汤尔和谈及此事。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指汤尔和--引者注)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

胡适还说：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胡适念念不忘3月26日夜对北大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二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胡适甚至认为这对中国的前途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此夜之会，先生(按，指汤尔和)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之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何以见得?胡适进而分析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因此，胡适断言：“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生风，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馀年的政治与思想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290-291。虽过分夸大偶然因素对人物与社会的影响，却又不无一定道理。至少其对陈独秀及驱陈事件的本质的认识，较当时至今日诸多学人都透彻准确。

十三、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之争”

至此应来一段“精彩回放”。那就是胡适从1916年8月给陈独秀初呈文学革命八事起，就希望对此“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尔后在《文学改良刍议》及与陈独秀通信中反复重申此义，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