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考证极为严谨，而其话语不免有“少年气盛”之嫌。胡适文章写成后，先送蔡元培，听取意见；同时，还附了部《红楼梦》。蔡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稍缓当详写奉告。”胡适在日记里评说：“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果然蔡元培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作了篇“自序”，副标题就是“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文中说他“推求”小说中人物，“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但是：

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

蔡先生没有责备胡适之“少年气盛”，而是从学理上据理力争。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他有信给胡适：“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引来的是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其中第二部分乃“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即商榷的再商榷。

苗怀明近有《风起红楼》一书，详实地介绍、评说了蔡、胡之争。他说：“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人一处于主动地位，一处于被动地位。”苗怀明：《风起红楼》第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应该说，蔡先生对胡适的批评，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未全盘接受，他在止笔于1940年2月的《自写年谱》仍念念不忘：“我自信这本（石头记）索隐，决不是牵强附会的。”但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学术争论的范例：为学术不妨针锋相对，不管对方是谁；却又都不失君子之风。

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的结尾引用亚里士多德《尼可马铿伦理学》里的一段名言，来表明自己论辩的态度：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胡适说：“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元培。”而蔡元培则确为有雅量的君子。

这里不妨插叙一个故事。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中说：

我那时在各处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因为我知道《四松堂集》里一定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总觉得《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来的证据”。不料上海、北京两处大索的结果，竟使我大失望。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衣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版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本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可见胡适是何等看重那部《四松堂集》。三天后即4月21日，蔡元培将借自晚睛簃（总统徐世昌的诗社）的《四松堂集》刻本五册，寄送胡适。并附信：“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但请早阅毕，早还耳。”蔡元培此时并不知道胡适前三天已获《四松堂集》写本，他明知其中有“雪芹是寅孙之证”，还是主动寄送胡适，等于向胡适提供轰击自己的炮弹。这是何等雅量。试问今日域中有此等校长么？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时而从媒体知道某校长已成“剽客”（公然愚蠢而大胆地剽窃他人成果的“黑客”）。

难怪直到1961年2月18日，胡适还与他的秘书胡颂平提起那段往事：

当年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按，即《石头记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

同样，胡适也把《雪桥诗话》借给蔡元培看，让他了解其中所载曹雪芹的情况。参阅苗怀明《风起红楼·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十四、北大：民主自由的实验地

蔡元培从1912年任教育总长，到1917年任北大校长，一直鼓吹“以美育代宗教”。1917年4月8日，他在北京神州学会以此题发表演说，认为无论什么宗教，无不“扩张己教，攻击异教”，唯“超功利”的美育（康德语），“专尚陶冶感情之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为此，他在北大亲自讲授美学及美术史课程，并发起学生组织了各种艺术研究会，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当年北大学子们日后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民间社团”多有美好的回忆。只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回忆往往更突出那些非艺术类的社团。

顾颉刚回忆：“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北京《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9期。许德珩也说:“他(蔡氏)发起了很多学会、研究会，从各种学科的研究会，到戏剧讨论会，象棋俱乐部，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这样就把学生的精神和爱好引导到学术研究和正当的文娱活动上来了。”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

川岛说：“也有关于学生生活方面的如消费公社，学生储蓄银行，食劳轩等，都是得到学校的支持由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还有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社，造型美术研究社；有音乐传习所，自琵琶、二胡以至钢琴、小提琴各种管弦乐器，都有专人教；要学骑术即有马让骑，要学武艺就有拳师教；唱昆曲、摄影、围棋、象棋……也都有社有会，聘有专师指导。在一间大教室里，还摆着若干个蒲团，可以去打坐，是推行“因是子”静坐法的。又有以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