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这般闹盈盈、热烘烘的局面，真像是季节中的春天。树木也罢，花草也罢，都想从干枝上迸出叶芽，开出花朵来。每个青年对将来都产生了诱人的幻想，有他自己的美丽辉煌远景。真如宋人诗句：‘细草欣欣贺嫩晴’，没有一个人自甘于冷冷清清地活下去，都踊跃地，真诚地，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川岛：《“五四”杂忆》，《文艺报》1959年第8期（1959年4月）。

北大的“民间社会”如此发达，也带来了“民间报刊”的空前繁荣。当时“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光辉的五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4月版。

诚如陈独秀所云：“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人的运动，也就是人的发现、人的觉悟、人的解放运动。“后来责任，端在青年”。随着新文化的深入，北大学生也在重新组合。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孟真），他本是黄侃的高足，“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并学着老师的模样穿大袍褂，拿大葵扇，原是守旧的，但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学生称他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威望。他曾率领同学轰走一个不称职的老师。胡适一上讲堂，“居然大胆的想绞断中国的哲学史”，“这一班学生都说这是思想造反”。于是请“无冕之王”傅斯年来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张口“胡说”的年轻教授也照例轰走。他耐心听了几天以后，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还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凭这一席话，傅斯年就由“黄门侍郎”变成了“胡门御史”，从此与胡适成莫逆之交。罗家伦说：“那时我们常去（胡家），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专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心，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然而傅斯年对胡适，终身执弟子礼，终身维护胡适，以至胡适晚年还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言论集》（甲编），台湾：华国出版社1953年版。

《新青年》提出的争辩的所有问题都吸引着学生们，他们也在争辩着。傅斯年与顾颉刚共居一室，俞平伯、汪敬熙和罗家伦，“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这批学生还把汉花园北大十院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叫“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把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办公室）叫“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这两个地方，每到下午三点以后，常常是师徒满座，聚议问难。相对而言，前者多南方人，后者多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顾亭武批评南方人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他批评北方人的。罗家伦追忆：“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新潮》杂志书影

陈独秀曾一度对傅斯年背叛师门的行为有所怀疑，担心他是黄侃们派来潜伏卧底的。待读到他的文章，确信他就是自己期待那种“新鲜活泼”的青年，该是何等高兴。陈独秀与蔡元培、胡适一样热切期待青年尤其是北大学子们“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从而“有益于社会”。当他知道傅斯年们要创办《新潮》时，就慨然应诺：“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号1918年12月3日宣告成立。如罗家伦所言，编辑部就设在图书馆“饱无堂”的旁边。

《新潮》月刊创刊于1919年1月出版，新潮的英文是文化复兴的意思，这是顾问胡适意志的反映。杂志宗旨：（一）批判的精神，（二）科学的主义，（三）革新的文词。傅斯年、罗家伦负责编辑，经理人有康白情、徐彦之，杨振声为编辑部书记，社员不过二十多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叶绍钓等，教师王星拱、周作人，及《晨报》的孙伏园也参与其中。《新青年》俨然《新潮》的精神导师，傅斯年、罗家伦等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与聪明远过于学问，好作惊人之语的陈独秀、对学问下过苦功仍小心翼翼的胡适、新知识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钱玄同、文章大好人也大好的李大钊……彼此交流思想和主张。然《新潮》有“勇猛的精神”，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甚或超过《新青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潮》创刊号就“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一到个月又是三千份。”罗家伦说：“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