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几乎与《新潮》同时问世的杂志，还有《国民》与《国故》，不同于《新潮》的白话文，那两杂志却是文言文的，但他们的立场是相互对立的。《国民》由段锡朋、易克嶷、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等人主办，聘请《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作顾问，李大钊作指导老师。其宗旨为（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国故》由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但黄只顾骂人不作文，刘只谈旧学不骂人。陈汉章、马叙伦、吴梅、陈钟凡等都属国故派的。“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抨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如是说。

北大师生各派都有自己的报刊，而社会上的各种媒体也紧紧盯着北大。北大一有动静，就会波及北京乃至全国。甚至学生办的《新潮》也被送到总统徐世昌手中，引起了他的干预。北大几乎成了中国的神经敏感区,牵一发而动全身。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本来就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这种教育理念在北大得到了完美的实践。蒋梦麟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绿洲上很快地就发育滋长。蒋梦麟《西湖·新潮》堪称“北大别传”，其中有对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形象化的描绘：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馀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19页。

罗家伦则将这形象的语言，换成了理性的表述：“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作为“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视“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他主张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如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义”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来塑造中国青年的精神形象。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两年多的岁月，陈独秀惊喜地发现，他所期待的青年就在身边，就在北大校园。

胡适以他特有谦和的姿态，很快成了学生们的良师益友，被奉为“青年导师”。他的《易卜生主义》堪称个性解放的宣言，那既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又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的理性原则，令青年学子得到甘冒“国民公敌”的罪名，“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的精神启迪。……

北大“二千人之社会”成了民主自由的实验地。

北大校园之外的人们则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尤其是陈独秀为“疯子”，为“当代狂人”。而傅斯年1919年4月以“孟真”之名，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的《一段疯话》，不啻是对蔡、陈、胡三位精神领袖的道义回应与精神趋向的形象宣言：

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

傅斯年在这篇“疯子赞”中，还说：“在现在的社会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他进而将常人与疯子相比较，说：“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他说：“疯子以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他翻古人诗句为：“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疯子。”文末疾呼：

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