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救亡乃学生先行

我们已在1917年、1918年盘旋半天了，该回到1919年的5月4日了。

我们以较大篇幅追溯1917年，是着眼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主旨在启蒙，后者则为救亡。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有争议，有“救亡压倒启蒙”说与“启蒙与救亡统一”论两种对立观点。我则认为若放宽历史幅度，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实则相当复杂，不宜简单化。若仅限于五四时代，五四运动实则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延伸，救亡是启蒙的最佳境界。九十年来，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种种解读，我最倾心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的诗化礼赞：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汇集于此，彼此激荡奔腾；以后的一切，似乎都此生发，造成了种种历史的巨变……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卷首题词》（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间的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极大地振奋了中国青年尤其是北大学子。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许德珩等，分别是《新潮》、《国民》两个学生杂志的主创者，都是一批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世界主义的眼光的青年才俊。这才保证五四运动是“有纪律的抗议”，而不是“痞子运动”。唯其如此，日后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学术宗师或一方的政治领袖，对中国现代的文化、教育、政治诸方面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就其远因而言，是中国近代种种改革、改良、革命运动的总汇会；就其近因而言，是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鼓吹民主、科学思潮诱发的大井喷。五四优秀的学生领袖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但由此并不能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直接领导或指导五四运动。尽管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号称“三圣”。

五四尽管是“有纪律的抗议”，却毕竟是“抗议”，而不同于1918年11月的庆典。庆典时朝野狂欢，蔡元培他们“兴致最高”完全可以理解，即使如胡适所言他们的演讲是借题发挥，有点弦外之音，也无大碍。而对“抗议”政府的行为，作为成人、名人尤其是一校之长毕竟比学生们多几分顾虑，排除一切个人得失起码要考虑这种行为给惨淡经营起来的北大会带来什么后果？人们称1918年5月的抗议为“五四运动的先声”。那也是北大学生的自发行动，策动者就是罗家伦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说：“（1918年）因为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而起的。那时候还是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这个反日运动，是从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两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的在演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堂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条约，若是他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句话出来以后，大家受了一个极大的刺激，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到了那时候，果然北大学生还同其他几校的学生，集合在新华门口，一直围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家才散。哪知道回来以后，蔡先生提出辞呈。蔡先生之辞职是会使北大发生根本危险的，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愿意的。我自己是不愿意北大坍台。而顾颉刚反把我痛骂一顿。”，蔡元培阻止不成，就辞职。

其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有更到位的说法：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青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慰留”蔡元培的并非总统，而恰是学生领袖罗家伦。罗家伦只得费神先去找那时的总统冯国璋把蔡的辞呈退回，再去对蔡先生说，这件事体，完全是同学们为国家的问题而出此，不是不顾北大。经过了一再解释，蔡先生也就答应下来。这场风波也就结束。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上 篇五四现场思想启蒙的境界曹聚仁说：“五四运动，乃是一群知识分子觉醒了以后的集团行动，几乎和任何政（治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1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这种说法，颇有道理。从宏观而言，当时中共尚末成立，国民党领袖孙文等是隔岸观火，没有介入，事后大发宏论徒见其机智。进步党（研究系）的梁启超远赴欧洲、作为巴黎和会场外的中国代表，梁启超与国内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相呼应，外交委员会是梁启超、林长民提议，经总统徐世昌同意专为巴黎和会而设的咨询机构，1918年12月中旬成立，汪大燮任委员长，办公室就在总统府内，“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日？》）。为防止该会被当局有意架空，林长民等人又于1919年2月创建国民外交协会，以民间外交作为政府部门的外交委员会的后援。两会主要成员是互相交错的，汪、林都是一身二任，以出入朝野。蔡元培则是国民外交协会十大理事之一。以进步党的两家重要报纸《国民公报》、《晨报》为阵地，“痛陈疾呼”，“鼓吹舆论”：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向世界申诉中国志士的愿望；也自觉监督政府，不断致电国内，传递警报，成为诱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传闻林长民早劝曹汝霖、陆宗舆等“勿坚持其主张，并说民众反对甚力，或至于烧房子打人”，不幸被其言中；林氏也曾正告日本人：“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会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也不幸被其言中。尽管五四行动发生的近因确如外交委员会外交干事叶景莘回忆的那样：

当（五月）三日傍晚我到东单汪（大燮）先生家里，他老人家正在苦思有何方法可以阻止（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签字。我说我们已尽其所能了，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他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处。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去谈，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诸先生。次日北大学生游行，而五四运动爆发了。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