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亲日派散播谣言，“谓学生受政客林长民、汪大燮运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第二章）。梁启超还是有明智的论断：学生的举动“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政府“当知学生本非土匪，绝无所谓渠魁”；“此等群众运动，在欧美各国，数见不鲜，未有不纯由自动者。鬼蜮伎俩，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则尝闻之矣；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则未之前闻。此无他，秘密则藏垢，公开则无遁形耳。”陈平原、夏晓虹编《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第2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进步党传播巴黎信息，功不可没。他们虽有救国之志，却不敢对政府有更大刺激。无奈之际，求助于学生，倒是明智的选择。但学生行动到什么程度，有何结果，他们也无法预料。学生真的行动起来，也不见他们加入请愿行列。

具体到蔡、陈、胡而言，胡适终身是无党派，陈独秀当时尚未与共产国际代表相遇，蔡元培虽为国民党元老，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党性不强。五月三日夜他是受汪大燮之托，将巴黎和会“难以坚执公理”的消息告诉学生代表的对此的回忆有几个版本。一、时间，叶景莘说是五月三日夜九点左右，而何思源、许德珩则说是五月二日；二、地点，叶景莘、许德珩都说是在蔡家里告诉巴黎和会消息，何思源则说蔡“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报告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如果时间五月三日夜，学生当夜在法学院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傅斯年、罗家伦就不会缺席，如果蔡召开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的会，那么，五月四日他不会阻止学生游行。理顺应该是：五月二日汪、叶见蔡，当晚蔡在家与学生代表交谈；五月三日下午许德珩等到各校联系，晚上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学院召开预备会议，决定五月四日游行。，因为他本就是外交协会理事。我相信蔡元培在把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告诉学生代表时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他不主张学生卷入政治风波，另一方面国难当头，而眼下似乎只有学生力量可借助，既受汪大燮之托又不得不通报学生。但学生因此会采取何种举动，他实在没有谱。而五月三日中午真正在北大点火的是著名报人邵飘萍，他的报告激起了巨大波澜，才有五月三日的北大不眠之夜。蔡元培、陈独秀既没有参加五月三日白天的演讲，也没有参加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法学院召开的北京各高校学生代表会议。

至于五月四日行动，蔡元培说：“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会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又”、“仍”云云，是相对于1918年5月那次游行而言，那次他阻止了学生。那么这次蔡元培是否就没有阻止学生上街呢？他的回忆似有点失真。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北大学生提前开午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集合，约有一千学生按班级列队，预定下午一时在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各校学生汇合。他们将出北大校门时，教育部官员赶到，劝阻学生上街游行。蔡元培也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那文诌诌的易克嶷挺身而出，当场向蔡元培痛陈同学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蔡校长沉痛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校长算是实话实说了。但多数学生则颇感不耐烦，发出“嘘！”“轰！”吵嚷甚至怒骂的声音。教育部官员也在那里游说，如此纠缠多时，眼看时间已到正午。张国焘挤到队伍前面，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元培连请带推地拥走了。游行队伍这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的向天安门进发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8- 4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当时确是“示威游行势在必行”，谁也阻拦不住，倒是学生教了校长一个应付当局的妙法：“事先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事后蔡元培将此写成了“不去阻止他们了”，可见他当时的“阻止”也是半阻半让，履执公事而已。设身处地言之，蔡元培当时也只能有此作为。

既然如此，梁漱溟忆往谈旧时就有些离谱：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梁漱溟：《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忆往谈旧录》第84页。

“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庶几成立。但不能由此推理，蔡校长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者，更不能说蔡校长几乎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了。

同样，陈独秀、胡适都是深切同情五四学生运动的。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随想录”《两个和会都无用》，对国内的南北和会，与国外的巴黎和会都作了批判：

我看这两个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脏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虽然陈独秀并没有说怎样“直接解决”，也没说“直接解决”与学生上街游行有何联系，但对学生们仍不失一种道义上的支援。接着他主编的《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有着跟踪报道。即使如此，也未必能如罗章龙所谓，陈独秀常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仿佛陈独秀是个摇羽毛扇子的角色。须知这不符合陈独秀的性格，而罗章龙所引陈氏“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直接行动”、“根本改造”之类的豪言，皆出于5月4日之后，而非其前，无法提前“鼓动”学生直接行动。更何况陈独秀从1914年到1919年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他所在的国值不值得爱：“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爱国心与自觉心》），“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反对盲目的、无条件的爱国，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