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铸造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交换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就记载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现在大街上的个体商铺，很多供奉着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站在那里招财进宝，至于关羽生前是否很能挣钱，《三国演义》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在正统道教经文里的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年）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在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范蠡立刻离开了越国，虽然带着西施云游天下没准是杜撰，以下思想却应该是范蠡所思所想：“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虽然范蠡离开了“不可共乐”的勾践，却不想离开吴越的财富。吴越是宿仇，战争和仇恨不会停止，倒卖军火去那儿，必然会发财。倒卖刀枪太扎眼，不扎眼的，比如，马匹。

虽然卖马到吴越，一定很挣钱。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很有可能被绿林好汉们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范蠡居住地有个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成功地赚到了钱。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商人作为货物流通的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LOGO，后来这个LOGO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据说，范蠡还是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人们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谓的“无奸不商”，讨价还价是没错的，任何商务谈判双方都有底线。靠权力、靠关系逼迫交易对手退步，是很无耻的，这不是“商”，是抢劫。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公元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被称为“治生之祖”。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上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在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目睹现在的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

但是无论范蠡、白圭，他们的生意都不够拉风，中国古代最拉风的生意人是该死的吕不韦。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但是，如果说到吕不韦对国人乃至中国文化的侵蚀，把他千刀万剐都难辞其咎，因为，他实在卑鄙无耻。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经：首先结交权贵，靠权势压榨牟利；然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其实并没有错，有错的是以弱者为剥夺对象，以买者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财富。据说他早年发家就是因为囤积了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换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吕不韦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用一种无耻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但吕不韦始于斯，也终于斯。

当时诸侯经常结盟，只是这种盟约往往很不靠谱。盟国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把一个王子或王孙置于对方国度居住，就算作为人质押给对方。

当然，这个被质押的贵胄肯定会比较郁闷。

吕不韦年轻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是盟友。鉴于秦国野心勃勃，按照惯例，赵国同样要求秦国质押一个王子，这个秦国王室子孙叫做子楚。子楚虽然是王子，却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待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得不怎么样，终于混到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

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吕父回答：“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继续提问：“那投资珠宝呢？”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并很快得出了答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地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然而，世俗权力的钱并不好挣，显然，投资现任权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国王富有一国，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这就要求选对投资方向，投资者要有战略眼光，能选中没有发轫的绩优股，否则不但很容易血本无归，而且有可能掉脑袋。吕不韦结交子楚，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准备共同写本《商本论》。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并称呼子楚为“异人”。

按照上述逻辑，吕不韦父子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似乎继位的可能性不高。异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继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为如此，这种投资一旦成功，收益无穷。

理论上秦国应该从华阳夫人的子嗣中册立王子，问题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子嗣。结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秦国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从现有王子中产生。不过，如果安阳夫人能赏识子楚，继而将其收于门下，答案就有意义了。

吕不韦好像跟子楚的交情还不够深，以比喻的形式向子楚提了一个问题：

“我想帮您把您家大门整修一下。”

子楚对修大门的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便说：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的家门，别拿我做试验。”

吕不韦见子楚不能参透机关，于是直言不讳：

“我想帮您登上王位。”

估计最初子楚对吕不韦并不怎么相信，不过反正也混得不怎么样，你要帮我，总不是坏事。吕不韦以自身财力为赌注开始了艰苦的公关（以其物献华阳夫人），终于让子楚在华阳夫人处获得了欢心，并最终登上王位。

总体上，方法是无耻的，公关是成功的，收益是丰厚的。

更丰厚的收益还在后面，因为，子楚有一个叫做嬴政的儿子。嬴政当权后，吕不韦一跃成为一代权相，终于做成了这笔最赚钱的生意，却开了商人恶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权力谋利。

公平地说，吕不韦当上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但他显然不厚道，由他开始抑制商业，提倡农战，农人地位从此开始高于商人。货币本是源于贸易流通，吕不韦的施政注定会扼杀货币活力，重农抑商在先秦货币争辉图景中留下了一抹不祥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