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烽火,留下了无数传说,我们知道有宋、齐、晋、秦、楚五霸……大部分人不知道的,还有100多个小诸侯国,最小的诸侯国地域甚至不抵今天一个大点的县。
春秋二百四十年,纷纷乱世,留下无数枭雄。我们知道宋有襄公、齐有管仲、晋有重耳,秦有穆公,楚有文种……然而,我们要提到的人,估计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子产,又名公孙侨,春秋时代的郑国国卿。
春秋列国之中,郑国实在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诸侯国,国都位置大约在今郑州附近,地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
作为郑国的国卿,子产当然也不起眼,那仅仅是因为他处在了郑国,先天地域限制了他的个人才华。即使如此,子产仍旧是一个纵横捭阖的伟人,在春秋闪耀的群星之中,实在是不容忽略。
春秋时代,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时代,如果谁想征伐谁,看哪天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没准就带人打过去了。郑国“国小而逼”,在晋、楚之间的夹缝中生存,从晋则恶楚,从楚则恶晋,看来,郑国灭国只是迟早的事情。
还好,郑国有子产。
子产当政前,郑国王室是不折不扣的怂货。外战外行,更可恨的是,内战也外行。
对外,无论谁来打,都认输,承认对方是宗主国。既然没有固定的主子,就只有“大国政令无常,国家疲病”。
对内,子产执政前,在不足廿载时间里,仅我们看到的史料就描写了5次宫廷政变,国君也形同虚设,政出豪门,于是有了“郑国多盗”的口碑。
一句话:郑国已经乱成一锅粥,亡国只是迟早的事情。
所幸,还有子产。
不需要详述子产发迹的事迹,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天赋的人,在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中,小门小户生怕被人识破自己归附于哪一族,以免到时候祸及池鱼。
子产只是低级贵族,而且,子产的父亲就是丧生于郑国前一次改革之中,但他不怕。无论到谁那里,他都趾高气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来过。就这样,愣是获得了各方认同,被共推为上卿,即内阁总理。
唯一的解释是,子产在处理各方势力关系时,极具艺术性,他让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郑国强盛,无论谁胜出,郑国强盛总归对自己有利。何况,斗归斗,郑国各门各派没有一个具有绝对优势,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人出来统领全局,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胜利者。
换句话说,没准自己就是倒下的那个,这事摊到谁头上,都不值得庆幸。
于是,子产胜出。
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子产后来的施政,如果子产少年得志,他可能会拿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案,也许会骤行废立,甚至可能会跟他父亲一样。人们往往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挽狂澜于即倒的伟人,一定会雷厉风行,一扫阴霾。
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在当代古装电视剧里。
子产当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改革,而是优抚豪门望族,维持旧势力统治地位,手段是封官许愿,赐金赏银,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你要说子产站在豪门立场上,确实不能反驳,但是,要是上来就一通暴风骤雨,是把豪门打压了,子产也该下台了。
豪门望族,确实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势力才很强大,强大到上卿乃至国君都无能为力的地步。子产一个人,对抗强大的旧势力,要想谋得发展,群殴也不是不可以。条件是带一群人殴一个,要是一个人殴一群,改革就没啥指望了,这个道理和流氓街头群殴的道理是一样的。
初登相位,子产需要望族做帮手,于是他对望族恭敬至极;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没有赶尽杀绝。
恭敬,是很好的。过于恭敬,必然有过于恭敬的理由,比如望族首领伯石。子产对伯石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最后,甚至把郑国的城市封赏给了伯石。这确实过分了,连子产的支持者都觉得他做得有点出格,可是,封赏他城池又能如何,今日既然可以予,明日就必然可以夺。
对政敌仁慈,有时也未必是坏事。
大夫丰卷阴谋叛乱,事败后子产依然迎他回国,并保留了他的田宅。子产确实可以直接杀掉丰卷,可这类人都曾有很强的势力,如果赶尽杀绝,他所代表的势力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一定会跟子产死磕。一个,两个可能没什么,如果形成一种潮流,就算不能干掉子产,却能保证子产的命令很难执行。
摆平了反对的贵族,初露峥嵘,子产本非善男信女。
春秋时代,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城池之外的地方叫做“野”,而西周井田制在“野”是无法实行的。子产的期望,就是把城池之内也变成“野”,彻底推行封建制度。
因为,春秋时代但凡能拿得上台面的大国,都是因为建制封建才获得了超强国力。子产之前,郑国也有人(子驷)试图推行封建制,结果身死门灭。是啊,国家富强是好的,可在国家富强之前端掉守旧者的饭碗,人家岂能不反抗。
与子驷不同,子产在推行改革之前已经把国内守旧势力收拾妥当。虽然很多人照样反对,但已经被他挑拨得互不信任,大家开始做的就是游说子产不要这么做,后来,也就只能发发牢骚了:“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不过,即使对待牢骚,子产仍旧是认真的。
在郑国各个城池,有些地方叫做“乡校”,大概功能类似于今天的高级娱乐会所。鉴于子产搞得会员很快就要没饭吃了,于是没落贵族就经常聚在一起痛骂。
子产必然有所耳闻,但子产并没有简单地关掉乡校,而是放开让人们去骂。他知道,任何一个政策,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必然有利有弊,即使废井田这样的大政,必然也有瑕疵,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只代表一类势力,不可能照顾全局。
就是在“乡校”的议论中,子产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其实,子产的改革并没有直接剥夺贵族土地,也没有直接赋予平民自由。春秋时代的农业生产模式其实更类似于农奴制,而不是劳动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奴隶主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他们的田地里有水渠(洫),农奴离开这些地方无法耕种。
子产拿出的招数,比较新鲜(缺德)。他借助国家力量重整了郑国农田水利设施,替城外的“野”也修挖了灌溉设施,贵族土地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确实没有禁绝你蓄奴,是他们自己要走的,与我何干?
而且,子产把赋税和地域面积联系了起来,一块地域如果开垦得好,居住者税负就会相对轻很多,“野”的农民逐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就是守旧贵族势力越来越衰败。
逐渐,子产总结出来了一套改革策略,并且,他把这些刻在了铁鼎之上。很多人反对,据说给出的理由是庶民知道了法律,就会专凭法律行事,目无长上。而这个,恰恰是子产想要的东西,法律既能约束黎民,当然能约束贵族,行政不再是任意妄为。
遗憾的是,由于地理的原因,郑国发展的空间其实很小,让它去吞并晋国、楚国,那显然是嫌自己命长。虽然商业发达,农耕时代最重要的财富却不是商业,而是人口,只有人多,才能抵抗外敌,才能维持自身统治。
子产之后,郑国再无人能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公元前375年,郑国历400余年,20余君,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