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间成为“国父”的孙中山深知，此时的中华民国尚且空空如也，仅有简陋之极的架构而已，至关重要的军事和财政力量还相当薄弱。孙中山本人，用当时人们调侃的词汇，是为伞兵司令，手中并无一兵一卒。民国的军事力量皆掌控于各省都督之手，这些力量断非袁世凯北洋部队的对手。此前风传孙中山从海外带来千万义款，经向孙本人求证，实为乌有，如同孙本人之妙言，他带来的“唯革命精神耳”。真正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孙中山的诚恳，在他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溢于言表:     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既然临时政府的过渡性质如此明显，大总统一职让于袁世凯势成必然，那么当务之急，就是通过立法约束未来总统的权力。最高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于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由各省代表组建而成。数十种法律规章在短时期内制定完成，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才高八斗的同盟会员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而成的这部临时宪法规定,将来的内阁直接向国会负责，大总统只是中华民国的虚位元首。后世著名史家唐德刚认为，这一规定明显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是临时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是临时政府一厢情愿的安排。日后，袁世凯为了改变这一有职无权的规定，不断地突破临时约法，遂有了多年的护国护法之争。

虽然失去了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荣誉，让袁世凯感到恼怒，但在得到反复的承诺之后，他软硬兼施，加紧了逼宫。他在与孤儿寡母谈判时痛哭的情景，让末代皇帝在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北洋军队中44名高级将领由段祺瑞领衔，颇适时机地于武汉前线通电全国，敦促满族皇帝退位，呼吁在中国实行共和。革命党人不断的暗杀行动，也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一些顽固的满族权贵，退到了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东北，试图在那里组织有效的抵抗力量。此时还没有头晕的袁世凯最终与皇室谈判成功，很有点象后来的1992年发生在俄罗斯政坛上普京承诺叶利钦的一幕，接替皇位着承诺幼小的皇帝在退位以后有权与其家人继续在现在的皇宫内居住，并拥有皇室财产，未来的民国政府每年为皇室提供400万元作为日常用度。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袁世凯在退位诏书的最后，加上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几千年的帝制历史就此结束，美丽的未来似乎在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招手。

退位诏书下达的明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正式辞职。再明日，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根据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宣誓就职。由好好先生蔡元培、美男子汪精卫等八人组成的迎接新总统的专使团，浩浩荡荡地到达北京。但是，“天真如处子”（注：列宁语）的孙中山低估了袁世凯赖在北京的决心。专使团抵达北京的第三天深夜，北京城以及天津等周边城市适时地发生兵变，专使团下榻的宾馆遭到攻击，各位专使大人来不及穿上衣服即越墙而逃。消息传到南京，出于无奈的孙中山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3月10日，在专使团的观礼下，一身戎装的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短短数月之内，这片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眼花缭乱。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人们为了理清其中的头绪，仍然头晕目眩。

多年以来，人们皆习惯于从秦始皇开始计算中华民族的帝王历史。其实，帝王政治在始皇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当繁花似锦的春秋战国即将驱散帝王之气的时候，秦始皇在此历史关头出现。于是，帝王政治反而在中国得到强化，并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帝王政治的绝对样板。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帝王政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帝王文化，维持着一个庞大农业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也正是这种政治和文化曾经数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世界之巅。然而，崭新的现代文明东来之后，帝王政治终于显露出它极为丑陋的一面，帝国开始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衰退。1860年以来各项近现代化的社会改造运动，均围绕掩盖丑陋、阻止下滑而展开。孙中山的革命一派较早地看出，这种掩盖和阻止不能引起良好的效果，遂不顾一切地将帝王之“命”一“革”了之。中华民国的成立，当为开天辟地以来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仅此而言，任何堆积于孙中山身上的溢美之词，皆不为过。

可是，破与立毕竟不是一回事，旧的东西被破坏，并不意味着新的东西从此就能建立，或者已经建立。中国人的破坏能力，与中国的帝王政治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无有与之比肩者。帝王政治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帝王权威，此种要求必然会伴随强烈的压制，而压制即为潜在的反抗。当压制演变成反抗的时候，惊人的破坏力就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地表现出来。但是，当反抗的人们将旧世界砸一个稀巴烂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因为长期的压制已经将他们的创造力消磨殆尽，于是，一片废墟之上重建起来的家园，与此前并无二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即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民国代帝国而起，共和代专制而立，为中国历史上大破大立事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划上句号，实在是中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如果共和顺利实行，国力赶上欧美，并非遥遥无期。可是，民国开国者们的创造力，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更为丰富。一国之共和，谈何容易？法兰西为共和之始祖，启蒙运动由来已久，民权理念深入人心，共和之路尚且漫长曲折。反观中国，则诸事不备，既无共和之土壤，又无民主之气氛，革命家们又性急如火，此中的曲折多艰，自可预料。《临时约法》一夜而拟成，数日之内即得以颁行，虽然起草者的才华和民国政府的高效不免令人惊羡，但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此仓促草就，是否有失严谨和慎重？此时的中国民众，十有八九大字不识，偏远之地，只知宣统，未知民国为何物事，如此状况，岂有成熟选民与选区？既无选民选区，日后国会议员从何种渠道而来？即使拚凑而成，这样的国会与民国之“民”何干？更令人诧异的是，《临时约法》墨迹未干，即迁就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开突破《临时约法》之先例。既有初一，自然就有十五。日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与此不无干系。由此而观之，破虽易，立却难，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走向共和，远非三年五载，或者三法五典就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