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去机场的还是艾米。她大大咧咧，不喜煽情。临走时，我紧紧地拥抱了她。这般不咸不淡的朋友，一别怕是再不会相见了。
　　
　　我爸妈兴师动众地双双去机场接我，我不领情：“我自己坐大巴回去不就行了？您们来了不是白白浪费车钱吗？”我妈表扬我：“真是长大了啊，都知道省钱了。”我爸批评我：“她就会在不该省的地方瞎省。”
　　
　　我们一家三口买了三张票，坐大巴回了家。路上，我妈有些迫不及待：“过两天妈送你去上海吧，顺便见见你男朋友。”我笃信我妈就是想见见我男朋友，而并非“顺便”。我一口回绝：“妈，您要是这么想让我交男朋友，那我明天就给您找一个排的来，你们喜欢谁我就跟谁。”这下，我爸扔给我一句：“你能找来一个排？”
　　
　　回到家，我二话不说扑上了床。我抖落一身盔甲，真实的血肉之躯只觉伤筋动骨。家是个好地方，在这地方，我得意时可以忘形，失意时也可以泪如雨下。
　　
　　突然，我妈嚷嚷了一句：“不是不让你把破烂儿带回来吗？你怎么还带枕头、被子啊？”我妈在收拾我的行李箱。
　　
　　我蹦下床，一把把箱子盖上：“妈，我的东西我自己收拾就行了。”我把我妈所谓的破烂儿——枕头、被子塞回了箱中，因为它们于我而言，弥足珍贵，因为它们不是我的，而是肖言的。为了带回肖言的枕头、被子，又迫于箱子狭小的空间，我反而把不少不是破烂儿的东西当做破烂儿扔在了美国。
　　
　　晚上，中美间的时差在我身上作祟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却仍精神抖擞。我索性下床，开了灯。我给茉莉打了个电话，茉莉有些惆怅：“你和肖言一走，我们这儿变得死气沉沉的。”我语重心长地说：“这样你们才能安心学习，安心工作。”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上网。邮箱中有几封从学校或从银行发来的无关紧要的邮件，MSN上有几个无关紧要的泛泛之交。肖言仍杳无音信，我一颗心半死不活，苟延残喘地故作清高：你不找我，也休想我找你。
　　
　　第二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烫头发。烫时，我又败给了时差，睡了个天昏地暗。而等我被叫醒时，我已由清汤挂面“进化”成了风情万种的大波浪。这“风情万种”是我的自说自话，至于我爸妈，则说我老气横秋。
　　
　　中午，我去了全聚德，而和我吃烤鸭的人，叫程玄。
　　
　　我给程玄打电话时，我人已在全聚德了。我说：“玄哥，我回来了。”程玄在电话那边聒噪道：“温妮？你回国了？回北京了？”我捻了缕头发用手指绕啊绕的：“是啊，我一个人在全聚德呢。你过不过来啊？”那边，程玄说了句“等我啊”就挂了电话。
　　
　　程玄是我旧时的邻居，从我上幼儿园小班到初中毕业，他们家一直住在我们家隔壁。我初中毕业那年，程玄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而我，也瞎猫碰死耗子般进了清华附中，所以虽然我们两家不住隔壁了，但我和程玄还是一个星期能碰上个三五次面。后来，我考大学考出了北京，再后来，我考研究生又考出了中国，我和他的联系自然而然也就少之又少了。不过，我想找他时却总能找得到。他每逢搬家，换工作，换手机号码，都会千方百计地联系并告知我。不像肖言，让我越来越觉得他这只风筝已断了线。
　　
　　烤鸭还没给我端上来，程玄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