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现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已经路人皆知的情况下，聚焦市场缺陷依然风行。下面是有关市场缺陷的几大罪状：

一些市场反应迟钝——比如，能源的供应与需求对价格的变化反应很慢；

一些市场反应过激（这点通常针对金融市场）；

某些东西市场制造过多（如污染）；

另一些东西制造太少（如公共安全和研发）；

自由市场使垄断成了脱缰的野马；

市场有失公平。

每一条“罪状”通常伴随着要求加强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虽然每一条都是实情，但治疗方案（政府更多地介入）造成的后果比“市场病”更恶劣。在后文中将对上述市场的缺陷一一做出分析，并寻求最为有效、最少副作用的政策类型。

不过，这一章旨在揭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破坏性更大，尤其是，计划经济体系对死亡和不幸负有更大的责任，程度远远超过自由市场。且不说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生命代价，仅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就至少应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数千万公民的死亡负责：希特勒的大屠杀，柬埔寨的死亡进军，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和达尔富尔的种族净化……名单长得令人伤感。这些大屠杀都是人为犯下的罪行，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政府还无意中铸成大错，造成数千万人民的死亡，比如马上要谈到的饥荒。

饥荒

赤贫地区的农民或政府缺乏应对自然灾害的技术和必要的资源，一旦遇上极端的气候条件就会发生饥荒。

20世纪发生的大部分大的饥荒（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印度和朝鲜）几乎都是政府错误决策所导致（包括战争）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在现代，一个民主制国家不会发生饥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当今社会，一个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国家不会遭受饥荒。

环境破坏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唯利是图的厂商（或者说是自由市场制度）应该对当前环境的恶化负责任。但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应负更大的责任，即使是今天，计划经济每单位产出的污染也高于自由市场经济。

污染的社会成本大大超过私人（个人）成本,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内在趋势，就是家庭和厂商从事的活动（比如，驾驶高油耗车辆或使用高碳燃料）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有损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最发达、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中，寻求更为洁净环境的政治压力导致了政府干预：管制（如排放控制与经济燃料标准的制定）和税收（汽油税或碳税），这些措施使个人的污染成本接近社会成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缺陷。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保护环境的积极行动促成了政策的变化，使水、空气等的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计划经济体系中不存在类似的纠错机制。集权政府（独裁制）基本不考虑公众基本生活需要，诸如更洁净的空气和水之类的诉求。政府所有和经营的企业几乎不必为他们的人和行为负责，尤其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不负任何责任。领导者尤其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置于首要位置。

近半个世纪以来，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陋习，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前苏联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计划经济下的俄罗斯完全无视环境灾难，典型的事例有：河流、内海和湖泊的野生生物的减少（由于化学物和其他污水的排放引起）；咸海的干涸；许多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相关指标低于最低标准数倍；成吨的化学和核战废料被秘密地埋在无数个处置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环境与人的生命极端不负责任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央政府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次事故的发生并且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死亡人数急剧攀升（约有10余万人）。陋习难改，俄罗斯至今仍是最大的肇事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