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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了，那些黑色的天使，邪恶的天使。他们的翅膀遮住了太阳，他们的刀剑已经出鞘，毫不留情地在人类聚集的地方横行：清除、灭绝、杀戮。

他们和我们不是同类。

曼哈顿北部重案组被誉为纽约市警察局的精英团队，办公总部设在一一九号大街一二○号。重案组的每个成员在入选之前都曾经在某个区做过探员。他们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大侦探，金盾徽标上都有资深探员的标志，即便资历最浅的也在二十年以上，至于资历最深的嘛，有人这样开玩笑，他们工作的年头就如同附着在老船船艏上的藤壶^①一

①藤壶（Balanus），是附着在海边岩石上的一簇簇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的小动物。藤壶不但能附着在礁石上，而且能附着在船体上，任凭风吹浪打也冲刷不掉。

样古老。当迈克尔·兰斯基在这个重案组做高级侦探时，我还是个小巡警呢，他过去常这样说：“我开始调查凶杀案的时候，死海还没死呢，只是刚刚生病。”

我父亲就是个警察，为这个职业奉献了一辈子，最后因公殉职。过去，我总是为我父亲牵肠挂肚，也许每个警察的儿子都会这样，当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当时是那样的。我爱他，也羡慕他——羡慕他的那身制服，羡慕他的权力，羡慕他的朋友们，但是我仍然非常担心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和现在的纽约不一样，那个时期是警察在街头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代。你们是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这些，而我是在我母亲的眼中看到的。每当深夜门铃响起的时候，我父亲就要去执行任务。她不想成为另一个警察的寡妇。她只是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回家——活着回家并和别人一样出差回来发发牢骚。他也有压力；他的储物柜里总是放着专治胃病的药物，为了缓解几乎每天都发作的胃灼热病，直到最终有一天有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重重一击并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我的父亲只是偶尔和曼哈顿北部重案组有联系。多数情况下都是他在维持秩序时看到他们执行任务，比如在街上拦住人群，或是守住门检查他们的警徽和身份证。一九八○年七月的一天，那天非常热，他在死前接到了一个叫玛里琳·海德的女人的电话。这个女人是一位保险调查员，她在九十四街第二大道租了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

她妹妹来看她的时候闻到屋子里有腐烂的气味。当她正准备用玛里琳给她的备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发现锁眼被塞住了，她立刻打电话给管理员并报了警。我父亲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那时候他正在街道拐角处吃三明治当晚餐。

玛里琳死的前两天给她妹妹打过电话。她是在九十六街的地铁站往外走时，看见那个男人的，当时他正跟她逆向而行。他个子很高，脸色苍白，黑色的头发，嘴很小而且唇很薄。他穿着黄色的夹克，牛仔裤也很整洁。玛里琳和他对视不过几秒钟，但是当晚她告诉妹妹说，他的眼神让她倒退几步靠在墙上，感觉胸口仿佛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她感觉裤子有点潮湿，低头看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失禁了。

第二天早上，她又给妹妹打电话说她觉得自己被跟踪了，但她不知道跟踪她的是谁，只是她的感觉。妹妹让她去报警，但是玛里琳拒绝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被跟踪并且她周围也没有人行动诡异。

那天她因为不舒服提前下班，很早就回到家里。第二天她没再出现也不接电话，她妹妹就来她家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讲述了这一切后带领我的父亲来到她家门前。门廊里非常安静，因为大多数房客都上班或出去享受阳光了。敲门没人答应，我父亲掏出武器，踢开门进到房间里。房间里的空调关着，一股难闻的气味熏得他头疼。他让她妹妹和管理员不要再往前走，然后自己穿过狭小的起居室，经过厨房和洗浴室，来到房子里唯一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