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沏了一壶咖啡并倒上一杯，思维还停留在刚才的录像带上。我坐在屋外的树桩上，许多年前我外祖父用一段橡树板做了一张小桌子。在见富兰克林之前，我还有一小时无事可做，我发现坐在曾经和外祖父一起坐过的桌子旁能使我放松下来思考问题。我手边放着波特兰出版的《先驱报》和《纽约时报》，报纸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外祖父做这张桌子的时候手还很稳。他把橡树削平，然后涂上木漆，这样它在阳光的照耀下就会很亮。过了一阵，他的手就不那么稳了，连写字都很费力。后来他的记性也变差了。有天晚上是一个治安员把他送回家的，他发现我外祖父一个人在墓地寻找我外祖母的坟墓，但是始终没找到。从那以后，我就给他雇了一个护理员来照顾他。

他的身体还很健康，每天早上都做俯卧撑和举杠铃锻炼身体。有时候他在院子周围慢跑，直到他的衣服后面都被汗水浸湿才停下来。从那之后，他的神志稍微清醒了一点，每当他神志不清醒的时候护理员都会告诉我。那些清醒的细胞一闪一闪地消失，就像深夜来临时大城市里的点点灯光。这位老人对我的教导比我父母都多，是他把我培养成一个好人的。我想，他看到我变成现在这样会很失望的。

一辆黑色的克莱斯勒卷云开进了我家的车道，打断了我的思绪。转眼间，那辆车开到了草坪边停了下来。里面有两个人，男的开车，女的坐在旁边。那名男子把车熄火后下了车，但是那个女人仍然坐在车里没动。他背对着太阳，所以刚开始只能看见他的轮廓，又黑又瘦，像一把装在刀鞘里的长刀。我的枪就在《纽约时报》艺术版的下面，枪柄朝着我，只有我能看见。他走过来时我一直仔细观察着他，手很自然地放在枪的旁边。这个陌生人的接近让我觉得不舒服。也许这是他做事的方式。他看起来对我的房子很熟悉；或者熟悉我的是那个女人，她透过风挡玻璃看着我，灰棕色的头发垂到肩上。

又或者是因为我想起了这个男人，他在一个很冷的早上吃冰激凌，嘴唇不停地舔，就像蜘蛛在吃苍蝇。我开车经过波特兰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看。

他在我面前十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右手的手指打开左手掌里包着的东西，是两块方糖。他把糖放在嘴里，开始用力地吸，然后把糖纸小心地折起来放在他的衣兜里。他穿着棕色的裤子，系着那种很便宜的腰带，曾经鲜艳的黄色衬衫已经褪色了，活像黄疸病人的脸，配着棕黄色的领带和棕色的夹克衫。宽大的棕色帽子的帽檐遮住了照到他脸上的阳光，他停下脚步，摘下帽子，用左手拿着，有节奏地在大腿上轻轻敲打着。

他中等身材，大约五英尺十英寸，很瘦，衣服就像是挂在身上一样。他走路既缓慢又小心，好像他太脆弱了，一不小心就会把腿折断。他的头发很奇怪，有红色也有灰白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他粉色的皮肤。眉毛和睫毛也是红色的。那对深棕色的小眼睛对于他的脸来说实在是太小了，脸上的肉就像是把皮肤揭下来后又重新粘回去一样。两个大眼袋从下向上突起，所以他的视野只能看到鼻子以上的东西。他的鼻子很长，鼻尖长得都和上嘴唇平齐了。他的嘴唇非常薄，下巴中间有个凹槽。他看上去大概五十岁。我感觉他表面上的脆弱是假装出来的，他的眼神一点也不像那些害怕的人的样子。

“天气很暖和。”他说，帽子还在敲打他的大腿。我点点头但是没说话。他回过头朝路上看了看。“我知道你的邮箱出了点问题。”他笑了，

不整齐且发黄的牙齿露了出来，门齿间有个大缝隙，然后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些蜘蛛有关。“蜘蛛，”我回答说，“我把它们给烧了。” 他的笑容不见了。“那可真不幸。” “你好像把那些蜘蛛当成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