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籍盐商也非个个都是只会傻乎乎地在小金山上尽撒金箔寻欢、在溪水中塞满不倒翁作乐的低级“消费者”。民国《歙县志》作者在分析徽州盐商层次时说：

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贫乏。

指出了在扬州的徽籍盐商中，有部分高层次的盐商，他们建筑园亭别业，招徕吸引全国四方文士，讲经论文，填词作诗，研讨学术，发展文化事业；在家乡则做一些善举义行，发展教育事业。

这一层次的徽商，出于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及个人的兴趣、品性、爱好的不同，拿出消费资金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他们在扬州延揽名士，结社吟诗，主持诗文之会；提倡和支持戏剧文化事业；收买、珍藏书画作品等等。

徽籍盐商大多风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巨商大族，均以宾客争至为荣。盐商马曰　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及金石文字。其弟马曰璐，与兄并擅清才，博览旁稽，沉酣深造。当时人称兄弟二人为“扬州二马”。他们两人性好交游四方名士，家有小玲珑山馆别业，名士过扬州，款留觞咏或适馆授餐于其中，岁无虚日，终无倦色。四方名士也以不踏其户限为一憾事。二马在扬州结邗吟社，赋诗交友，人们比之为“汉上题襟”、“玉山雅集”，一时称极盛。兄弟两人与文士们的游宴唱和之作，结集为《韩江雅集》。当时的著名学者如全祖望、杭世骏、厉鹗、符曾等，皆曾馆于二马之家。

又如盐商江春、江昉兄弟二人，当时人称为“二江先生”。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是一位有着一定文化素养的盐商。江春对文学艺术十分爱好，并有着一定的鉴赏能力。他雅好交游，四方词人墨客来扬，他必招至其家。他建有康山别业，中有大厅可容百人，“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在他身边集聚了一大批文人，有些文人就常馆于其家，如吴献可、蒋士铨、金兆燕等馆于康山别业秋声馆。一些文学名流，如卢见曾、袁枚、程午桥等，都与他有交往，有的还一起游山赋诗。江春从弟江昉，工诗词，有文名。他家有紫玲珑阁，四方名流觞咏其中。当时，凡士大夫经过扬州，问其馆于何家，不曰江春的康山别业，即曰江昉的紫玲珑阁。清代文豪阮元幼时曾至紫玲珑阁，他在江昉死后，挽诗中有两句：“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认为自马曰　、江昉死后，文人们结社吟诗之风“歇绝矣”。

诗的韵律是为了吟唱，如配上流行曲调，那就成了时尚的“流行歌曲”。那时扬州流行的则是高雅的昆曲，称之为“堂戏”。明清时期，士大夫都会唱上几句昆剧。大盐商也不甘示弱，能哼上几句，便是赶上了“时髦”的步伐，管它内容懂不懂。自己不会唱，便强令叫人学唱。虽然平日里听惯了弋阳、四平诸腔，“极嫌昆剧之冷”，但是赶时髦，做点“牺牲”也是值得的。时间长了，尖嗓子的清唱，也别有一番韵味。随后，各大盐商竞相仿效，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等家，都备有戏班子。每月付出的银两自然是相当可观。其中大盐商江春的“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

扬州成了昆剧第二故乡，各大盐商的私家戏班则成了中国昆剧史上的著名的“七大内班”。乾隆皇帝南巡时，这些私家戏班大显身手，为扬州大盐商争了不少面子。有了私家戏班，还必须要有“配套”的一班人马，作词作曲。盐务“首总”江春的康山别业里就已设了秋声馆，养了一批名流。其中有一位名叫蒋士铨的很有才华，创作的九种曲目《空谷香》、《四弦歌》等，颇有影响。有的戏班昨晚才把曲谱拿到手，第二天早上排练，晚上就登台演出，足见盐商私家戏班的底蕴非常深厚。像大盐商程志辂自己也喜欢词曲，养成了收藏“工尺曲谱”的嗜好。客人到他家里去，便会发出惊叹，因为十几个大橱里都珍藏着曲谱，大都是“海内孤本”，物以稀为贵，这些“孤本”也就成了豪富的一种象征。他人慕名而来拜访程氏，想一睹“孤本”的芳容，程氏也不拒绝，满足来客的好奇心。也有的是真心诚意上门求教，程氏的“孤本”便成了最好的老师。

满街争唱昆曲，又引出了“征歌”活动的盛行，各路秀才提笔构思，轻声吟唱，得意之作跃然纸上。扬州新城还效仿京城，开了戏馆，这自然也少不了大盐商的慷慨资助。

乾隆盐务全盛时，“士大夫起家盐策，尤操赢余。华盛之族，席丰履厚；器物财用，力求精美。以故艺能日进。片长薄技，新巧相尚，争自揣摩，求其尽善”。这在书画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当时，浙西画学极盛，扬州画坛成了名流竞逐的大舞台。仅据《扬州画舫录》的记载，从清初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的书画家就达一百数十名之多。如此众多的书画家能够“潇洒”地生活下去，与扬州盐商喜好书画作品，并利用自己的财力收购书画作品无疑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走俏的艺术作品，往往要趋合收藏者的旨趣，因而扬州盐商追求怪诞、新奇的性格，又成为“扬州八怪”形成的重要原因。

除了书画外，癖好古董之风也颇盛行。盐商中有不少收藏、鉴赏古董的专家，如江恂收藏的金石书画，就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歙县盐商巴慰祖“收藏金石最富”。

以江春、马曰　为代表的徽籍大盐商，以温文尔雅的“高消费”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后人大多注意到了他们以巨额财富推动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这就与“花钱买刺激”的暴发户的评价有了“质”的区别。但是，江春等人对诗书琴画的大投资，初衷仍是为了取悦王侯显贵，更多的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文化层次。以上两者花钱不一样，然而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却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