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市场上都充斥着官府指定的牙人，从事贸易的居间活动。凡是民间的大宗贸易都必须通过牙行才能进行，不通过牙行而私自贸易者历有严禁。因此，借助封建特权，从事亦牙亦商的经营活动，把持市场，垄断贸易，也就成了徽商牟取厚利的一个重要手段。

牙商就是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的居间人。

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

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

随着徽商的兴盛，徽人经营牙行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凡是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往往有为数众多的徽州牙商在其中从事贸易居间活动。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都有他们涉足其间。商牙之间的紧密结合乃是徽人商业活动的一大特色。

木材是徽商经营的一项重要商品，而徽人开设木行从事居间活动者就大有人在。杭州是当时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徽州商人从皖南和浙江山区将大批木材运集于此，然后行销各地。而徽人在杭州开设的木行就很多。据徽人口耳相传，在该地徽州木行最盛时多达百余家，其后虽然减少，但直至抗日战争前后尚有“乾吉”、“永安”、“三三”、“永丰”、“中孚”、“益生”、“三怡”、“东南”等数十家。

茶叶也是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在茶业贸易中，徽州牙商也相当活跃。徽州各地山户所产之茶，一般都由号称螺司的小贩零星收购，卖给当地的茶行，然后再由茶行成批售给引商，分销各地。这些徽州当地的茶行多数都是徽人开设的，直至抗日战争前夕，徽人在屯溪开设的茶行就有11家，其中吴俊德、姚毅夫开设的茶行尤为著名。当茶叶运至销售地点后，往往又通过徽人开设的茶行推销出去。乾隆时，北京就有徽人开设的茶行7家。在南方各城镇中，徽人开设的茶行更为普遍。道光、咸丰之际，婺源人詹天佑的祖父士鸾、父亲兴藩都曾在广州经营过茶行。

邻近徽州的景德镇号称“天下瓷都”。徽人乘其地利之便，来此经营瓷器贸易者也相当多，而该地的瓷行、窑站亦多为徽人所开设。嘉庆、道光年间，婺源人詹隆绂继承其叔父之业，在景德镇经理瓷务行；祁门人倪炳经“少承父业，窑栈连云。”

在江南的棉布、丝绸贸易，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中，徽州的牙商也很活跃。在其他市场，其他行业中，徽商开设牙行从事居间贸易的也屡见记载。仅汉口一地在清末民初出任商务总会议董、会董的徽人中，就有五人为牙行行东或经理的。如黟县人吴斡廷是春源油行的经理，休宁人汪益盛是汪世昌杂货行的经理。

由此可知，徽州人开设牙行，从事居间贸易活动者为数众多，当时贸易的各个领域都有他们涉足期间，那么徽州人为何热衷于开设牙行呢？

首先，牙商这一职业给为数众多的徽州小商人开了一个致富之门。虽然在徽商中财力雄厚者不乏其人，但为数更多的还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闯荡江湖的小商小贩。对于他们而言，从事“不费资本，赤手而得商用”的牙商无疑是最佳选择，而且，他们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商业经验，在居间活动中大显神通，采取“明抽暗骗”手段，于正当的牙佣之外，获取暴利。歙县人阮弼早年家穷，“积逋数年”，后来在芜湖充当牙侩，终于成为大富商。

其次，徽人经营牙行可以为徽商的商品贩运活动提供方便。在当时，一切大宗商品都必须通过牙行才能进行，所以商人在其从事商品贩运的活动中，几乎处处离不开牙行为其提供方便。他们只有得到牙商的配合，才可能及时地从分散的小生产者手中购买到大宗廉价物美的商品，并在销售地点以比较有利的价格把商品抛售出去。徽商为了商业利益，千方百计地培植自己的牙商势力，利用乡族关系把商与牙紧紧地结合起来。

再次，牙商原来只是贸易双方的居间人，本身并不参与交易，可是随着商业的发展，某些牙人逐渐积有资金兼营商业，而某些商人也往往借助政治势力领取牙贴兼营牙行，于是形成了商而兼牙、牙而兼商的现象。在这种亦牙亦商的经营方式下，商人既是评定物价、主持交易的中介人，又是买方和卖方，因而可以任意压价收货或抬价销售，牟取暴利。

总之，徽商在许多行业中都采用过亦牙亦商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使徽商得以凭借封建政治势力，把持市场，垄断贸易，从而促进了徽商商业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