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就在我将满19岁的时候，我在曼哈顿中区找到了一份引座员的夏季工。我得回长岛去过夏天，这样就可以在六月中旬做两班倒的工作，以便攒够夏天余下的日子里所需的费用，具体点说，是为了去看“Grateful Dead”乐队的演出。我所在的那个餐馆主要是为商业人员服务的，每天下午2点到5点是我们这些引座员的休息时间。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在这个我生长的城市四处游逛。尽管早已十分熟悉，但我还从未像一个兜里揣了点钱的成年人一样在城里走动过呢。

工作没几天，我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做点好事的机会。每个工作日，我都会有一份免费工作餐，但我实在不愿意吃这些和我整天送进送出的食品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买得起、也更愿意在布莱恩特公园里买一份三明治。我们的餐馆就在佩恩车站前面的那个街区，前一年的夏天我曾在那个车站里帮助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估计尽管我的工作餐并不合我的口味，但对于在街上流浪的人来讲可能就是一顿国王的大餐。于是有一天中午，在就餐的人群散去后，我到厨房用外卖盒包好了一份食物，然后出了门。

我拿着满满一包食物来到了佩恩车站。半个小时以后，在被那些常被路人冷落的人们冷落之后，我仍拿着那包食物坐在原地，为自己所遭遇的拒绝懊恼不已。我一直没意识到有人在不远处注意我，直到一只柔软的手碰了碰我的肩膀，随即一双邋遢的旅游鞋进入了我的视线。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大概比我大10岁的、嘴唇薄薄的女人正蹲在我身边。

“这个，”她说着用脏兮兮的手指了指我手里的纸袋，“我不饿，但是他们会从我手里把食物接过去的。”

尽管依然垂头丧气，但由于不想浪费食物，我把口袋递给了她。我看到这个大概只有5英尺高的邋里邋遢的女人把那袋食物递给了那个刚刚还对我嗤之以鼻的男人。她微笑着冲我挥了挥手，就好像是在和一个失散多年的童年旧友打招呼。如果她回过头的话，一定会看见我脸上的笑容，但是她却在我向她说谢谢之前消失在了拐角处。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马上就变成了一种负罪感。无论如何，让一个像她这样一贫如洗的人来安慰我好像总有些不对劲。

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来感谢她。往长岛去的火车在非高峰期是每隔一小时一趟。那天晚上的工作结束后，我刚巧错过了一班火车，因此不得不坐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写日记来打发剩下的59分钟。就在我从车站往第七大街走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那个女人。我认出了那条破烂的牛仔裤，那裤子看起来好像大了5个号，还有那件让我看一眼都会觉得出汗的深灰色套头衫。她靠墙坐着，两膝紧紧并在胸前，嘴上叼着一支香烟。起初当我向她走过去的时候，她拿起一个破旧的咖啡杯冲我晃了晃，里面传出硬币的叮当声。可当我走近时，她立刻认出了我，于是马上挺直了脊梁，把咖啡杯放在了一边。

尽管时间长了我无法记清那一次谈话谈了哪些事，但我记得我们俩的第一次交谈，那一切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无比。她的名字叫黛比，她和我握手时所表现出的坚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问起我的情况，我告诉她自己是一个学艺术的学生，目前正在餐馆做服务员以便攒钱去旅行。当我谈到自己可能要辍学变成一个无业游民的时候，她的语气一下子充满了一种母性的说服力。

“千万别放弃上学，”她冲我晃着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警告道，“而且千万别碰毒品。”

我笑了起来，不是因为她的严肃，而是因为她态度的突然转变。可她接下来所说的话却深深触动了我。她脸上的神态由警告变为沉痛——那是一种你只能在一个从二战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脸上才可以看见的表情。仅仅这个神态就足以令我认真地听她讲话，仿佛她就是杰里·加西亚本人。她说得很快但语气坚定，就像你正在吃着一种味道很怪但却知道对你大有好处的东西一样。

“我没能拒绝毒品，这东西毁了我的一生。我失去了家庭和孩子们，现在只能待在这儿等着艾滋病随时带走我的生命。”尽管说出了这些话仿佛让黛比得到了某种解脱，但仍旧让我目瞪口呆。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一个劲地抽烟，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黛比的话在我脑海中不断回响，整个纽约城都好像陷入了沉寂之中。最后，我给她买了杯咖啡就上了火车。

在接下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黛比和我一起分享三明治，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想法、梦想，还有欢笑。我们也一起流泪，但是通常我都会把眼泪忍到上火车之后才流。我不想让她认为我只是因为同情才和她在一起。我真的喜欢有她做伴的感觉，而且非常珍惜她迫切希望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我尽可能使她的生活过得更舒服一点：一双鞋、一把新牙刷、还有咖啡。我甚至帮助她发起了一项“运动”，向那些每天都从佩恩车站经过，但却对在这里苦苦挣扎的人们熟视无睹的雅皮士们寻求“财务支持”。这一生中，我只有一次被迫乞讨的经历，那一回我没有了煤气，信用卡也达到了透支的最高额度。那是我最惭愧的往事，但黛比为了避免“受管制”而经历的一切却让我至今困惑不已。可是我从没有问过她为什么不利用那些她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条件。我的角色就是一个朋友，而不是社会工作者。

终于到了我上路的时候了。黛比看上去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去而过分伤心，我想主要是因为20多年以来她已经习惯了失去。即将开始的旅程让我很兴奋，所以我也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我们都认为我们俩很幸运，能偶然结下这样一段看上去不太可能的友情简直是天意，我们都发誓要把对方牢记在心里。我给了黛比一个可以联系到我的电话和地址。不出所料的是，她从来也没有写过信或是打过电话给我。

几个月以后，就在我开始大学二年级的学习后不久，我利用一个周末的机会回家去看望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表演的杰里和他的伙伴们。一天晚上，在“Grateful Dead”的音乐会结束后的拥挤人群中，我和朋友们急匆匆地跑着去赶火车。就在我们挤过那些留着怪异发型、扎着领带的人群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可是每十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孩子里就有一个是叫珍的，所以我只把那当做是在叫另一个和我重名的人。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唯一一个坐在地上的人。

我告诉朋友们等我一下，她们用眼神示意我，并指了指手表。我开始逆着人潮涌动的方向跑，试图靠近我的朋友，而她此刻正向我伸出了手臂。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如同走在那些老生常谈的梦中，沿着一条长长的通道不停地走，试图走到终点处的那扇门前，但却离得越来越远。我的目的地并不是一扇门，而是一张被绝症折磨得有些扭曲但仍旧熟悉的脸。黛比的眼底充血，伸出的瘦骨嶙峋的双臂上满是抓痕。就在我马上就可以抓到她手的时候，朋友们又在大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去想示意她们再等我一分钟，但却无法从人群中找到她们，我不由得慌乱起来。我飞速地对黛比无声地说了一句“我爱你”，她也同样地给了我一个“我爱你”的口型。我转身就跑，既是为了找到我的朋友们，也是害怕正视黛比那副痛苦和恐惧的样子。我至今仍然无法原谅自己当时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回到那家餐馆去工作。在第一天上班的休息时间里，我又包了一些食物沿着第七大街走向佩恩车站。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脸，这一次接受我食物的人对我充满了感谢。但是有一张特殊的面孔却消失了。我猜想我所深爱的那张笑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宁愿相信黛比最终去寻求了帮助并正在某个地方舒适地躺在床上。那个相信这种猜测的我，会在女儿掉了第一颗牙的那一晚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上一美元。自从我在一个不起眼的人的眼中发现了一个大人物之后，我已经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