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先去了一趟当地的银行。但眼前的这个客服人员好像对我不会有太多帮助。她看上去二十岁出头，一头黑发，似乎不久前才开始做这份工作。我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在我提问时她脸上出现的困惑的表情让我想起了那些对规定并不熟悉但又会对所有事情说“不”的人。对于“阿尔文·利马尔多”的账户，或是这个账户是否被注销，她并不愿意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她也不愿意告诉我是否有一个以约翰·达盖特开立的账户。我知道银行总会留有一份关于现金支票的登记副本，但这位客服人员也拒绝了我核实支票所有人信息的请求。当时我一直在思索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毕竟这张支票涉及的是一笔大额款项。可以肯定，银行会在意一桩涉及两万五千美元的交易，我站在柜台旁，盯着这位女士，可能是因为她并没有理解我的意图的缘故，她同样也盯着我。

我取出了从业执照的复印件，指着复印件对她说：“瞧，看清楚了吗？我是一名私家侦探。但现在我确实遇到麻烦了。有人委托我送出一张现金支票，我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委托了我，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这张支票的收票人现在的行踪，我所做的只能是找线索，这样才能完成委托。”

“我明白。”她终于说话了。

“但是你还是不会告诉我任何信息，是吗？”

“如果我告诉你，就违反了银行的规定。”

“那如果阿尔文·利马尔多给了我一张空头支票，难道这就不违反银行规定了吗？”

“当然也违反。”

“那我该怎样做呢？”实际上，我已经知道她的回答了，但那时的我已经恼怒得有些偏执。

“在小额诉讼法庭上和他理论。”

“但我找不到他，如果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不能把他拖到法庭上。”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那两万五千美元怎么处理，”我说，“我该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我低下头，盯着柜台。在幼儿园时，我是一个刺头，总是和别人作对，这种感觉很好。所以我想在这里也找点麻烦：“我想和你们的主管谈谈。”

“斯托林斯先生？他现在不在。”

“那这里还有其他人能给我一些帮助吗？”

她摇摇头：“客户服务由我负责。”

“但是你什么也做不了。当你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时候还能叫什么狗屁客户服务。”

她严肃地看着我：“请不要用那样的字眼和我说话。这非常不礼貌。”

“那么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一些帮助呢？”

“你在本银行开立账户了吗？”

“如果有，你能帮我吗？”

“和这个无关，我们不能透露银行客户的任何信息。”

真是废话。我离开了柜台。当时我真想痛骂她一顿，但已经愤怒地想不出任何词汇。其实我明白，我是因为自己接下了这样一桩生意而对自己很恼怒，并且还希望将怒气发泄到刚才那位客服人员头上。唉，这真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于是我无奈地回到车上，开车驶向高速公路。

回到圣特雷萨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我没有去办公室，而是直接回到家。走进家门后，我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我现在的家以前是一间单车车库，包括一个长十五英尺的房间和与卧室相连的一个小厨房，厨房和卧室间用一张餐桌隔开。尽管狭小，但我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片不大的空间，一台具有甩干功能的洗衣机放在厨房旁边，书架、抽屉和存储间都嵌在墙体里，整洁的房间里设施一应俱全。总之，所有的一切都非常适合我。我有一张长六英尺的折叠沙发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张茶几，另外我还有一个抱枕，有人来看我时，可以把抱枕当成坐垫。我的浴室与卧室间用纤维玻璃隔开，有毛巾架、香皂盘，还有一个小窗户，让我能看到街上的风景。有时我会坐在浴盆中，胳膊肘搁在窗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想着自己有多幸运。就像喜欢拥有财富一样，我喜欢拥有单身生活。

我将手提包扔到桌上，在挂衣钩上挂上夹克，然后坐在沙发上，脱掉靴子，拖着懒散的脚步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红粉知己”葡萄酒[“红粉知己”葡萄酒（WhiteZinfandel），又名白仙粉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红酒品牌。该酒味道清淡，略带清新果香及甜味。]和一把螺丝起子。有时，我会像个有身份的人一样，拿着玻璃杯而不是用纸杯喝酒。我拔下瓶塞，为自己倒了一杯酒，走向书桌，从最上面一格抽屉中拿出一本电话号码簿，拖着电话线，拿着酒杯坐在沙发里，然后把酒杯放在茶几上，在电话号码簿中寻找着比利·波罗这个名字，却没有任何发现。随后我又翻查加恩的姓氏，仍旧一无所获。我一边喝着酒，一边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