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人在女士们的房间里等教授来，大家都有点儿焦虑不安，或许是因为先前的期待过于强烈了吧。我们到布拉格是带着使命的。G. 认识一位年轻的捷克移民，最近刚到纽约，我姑且称他米洛斯吧。米洛斯想在哥伦比亚学建筑，在读期间，他一时还找不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他的父亲认为有办法帮助他，他有一些艺术作品可以卖掉，能卖不少钱，可是把这些珍贵作品带出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容易。我们是自愿帮忙的，打算把它们偷偷带出去。我和J. 、G. 在都柏林和加利福尼亚打国际长途商量这事，这看起来绝对是鲁莽的冒险之举。冬日的光线从铁幕后面照射过来，我们不免顾虑重重。那个时候，西方游客因最微不足道的走私行为被抓，一关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故事在旅游者中非常流行，大使馆的领事或公使出面也无济于事。我经常沉湎于那种无聊的空想中，认为一间单身小牢房也许是最好的写作空间，不过，在东方的集体监狱中度过一段有始无终的日子，我对这种暗淡的前景实在不怎么看好。J. 和G. 向我描述的格莱特的那只香肠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总之，或许是因某种内在的联系，我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像那只香肠一样因时间太久而布满渍点，抽抽巴巴，它不是漂浮在镍盘的水中，而是突然落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锡盘子里，旁边还有一块灰绿色的厚面包片……此刻想打退堂鼓肯定是来不及了，门外响起了教授轻轻的叩门声。     

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密密的短发覆在额前，那是北欧人的发型。第一眼看上去，难以确定他的年龄究竟是30岁还是60岁。他相貌英俊端正、近乎完美，长着一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面孔，却又带着某种特别的谦逊。即使此刻他站在我眼前，我觉得也很难完全清楚地认识他，似乎在原本清晰的记忆的印痕上，有一道裂纹突然迸裂开来。我想他一定用了许多年时间试图让自己不被那些当权者、警察、间谍和告密者注意，他表面的真实已经消失殆尽。他很像那种刚刚谢幕的演员，虽洗尽铅华，面孔却多少受到蚀损。他用一种郑重、细腻、颇富中欧风格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握手，带着忧郁的微笑，那种感觉不像是与我们初次见面，倒像是与我们做最后的道别。他的英语表达相当准确，微微有点儿口音。他用温和沉着的语气欢迎我们到布拉格来，似乎我们到的不是布拉格而是他自己的领地。在这里，我们多次听到这种具有归属感的语气表达，在知识分子圈里尤甚。这些艺术家、批评家、学者带着流放者的激情认为这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历史，虽然破败但仍然辉煌，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神秘，这是他们赖以维生的观念，但许多珍贵的事物已经从他们的生命中被拿走了。我带了一瓶免税的爱兰尔威士忌作礼物，教授叫道：“喔，是詹姆森!”语气间透出他对这份珍贵礼物的熟识，似乎它来源于某个神奇的产地，就像中国的丝绸、撒马尔罕的香料。他从我手里接过酒瓶，动作灵巧优雅，同时带着真诚的感激。怎么说呢，就是“courtly”——彬彬有礼而不失尊严。这让我大为震动，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能如此恰当地合乎这种表达。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两步，我关房门的时候留意到他无框眼镜后面闪动的不安，或者毋宁说闪动着警觉。他静静地握着威士忌站在那儿，双臂绷在两侧，灰色风衣一直扣紧到喉咙。G. 说起我们三个来到布拉格的使命，他听了，立刻竖起手指，贴在嘴边，让她别出声，然后指指天花板中间那只落满灰尘的灯具。这是布拉格的另一种姿态，总是带着凄楚的抱歉的微笑，对此，我们虽不陌生，却很沮丧。的确，在各个地方都藏着窃听器。

我们走进大厅，教授认为在那儿谈话比较安全，当然也得压低声音才行。先前那两个漂亮的黑眼睛姑娘已经走了，塑料棕榈树下面的桌子上留着两只空咖啡杯，杯子边缘印着一道道红色的唇吻。教授说，有大约20张照片，他希望我们能把它们带给他儿子。我本以为是油画，原来是照片，是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捷克大师采用原始的接触印相技术制作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教授不乏忧虑地说，如果我们觉得把这批东西带出国有些为难的话，一定别客气，他可以再想别的办法把它们送到纽约。可是，很显然，我们是他唯一的希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说，我们一定要帮他。他又带着那种痛苦而忧伤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清清喉咙，小心翼翼地用中指推了一下眼镜中间那道不太结实的金色横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晚上到他家去吃晚饭，在那儿，既可以看到照片也可以见到他的妻子。这时，通往餐厅的两道门在我们身后打开，两个侍者从里面出来，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只浅托盘，上面摞着一叠用过的碟子，他们的脚跟与脚尖同时旋动，并列而行，仿佛老音乐片中那些举止讲究的男芭蕾舞演员。随后，两个人昂着头朝厨房的方向走去，毫不费力地托举着那堆高高的东西。房门打开的一瞬，我们瞥见了几处细节，房间里有一张主餐桌。那是一张圆形大桌子，可容6到8个人围坐。毫无疑问，我的记忆因偏见而夸张了我在那一瞥间的印象——许多猪挤在饲料槽前边。教授叹口气说：“俄国?。”他们呼呼噜噜地大吃大喝，根本没把餐厅里的其他人放在眼里。两年后，在布达佩斯，我又见过他们一次，大约有12个人，当时，我很不明智地应邀去欧洲参加一个有关安全与合作的讨论会①，那是一个关于冷战的清谈俱乐部，现在肯定解散了。会议的原意是希望促进东西方作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但事实上，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表达着不满和轻蔑，而把其他国家的代表看成是无足重轻的三岁小儿不予理睬。苏联代表团是作家协会成员，领队是一个面色灰白、脸如刀刻的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吸着变了质的香烟，一口糟糕的牙齿，午餐休息时间他们霸着咖啡厅里最大的桌子，边吃边说，连呼带叫，将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胜利感尽情地表露出来。当然，如今回想起来，我仍然纳闷，是否他们以及与他们相似的在布拉格餐厅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高叫压过别人的声音——因为那些贴近他们的耳朵悄悄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冷硬的内心早已知道——到卫星城进行一场短途旅行、到俄国郊外的别墅度假、在莫斯科狂欢纵饮、自由兑换外币等等，所有在极权国家被当做特权的东西，正在走向终结，一切很快就被新兴的黑手党阶层、犯罪集团和奢靡无度的总统家族的成员所控制。不过，迄今为止，这些代表仍然一个都没少，莫斯科的政客仍然伸着长长的猪嘴四处打探。尽管隔着两道半透明的门，在房门旋开轻合的刹那，他们一对一对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最后一个，肥头大耳，我们看见他坐在桌子的首位，后背冲着我们，贴在椅子下的脚套着一双粗肥的黑鞋，仿佛两只胖大的猪蹄，两条裤管拉起来，露出两只皱皱巴巴的灰色短袜和两块肥胖多毛的腿肚子，直到最后，他们全都消失了。